抗战胜利后，五桂山武工队经历了一段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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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在抗战时期逃亡到鹤山六年之久的国民党县政府迁回中山。在县长张惠长率领下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一到中山，即提出“三年军事，五年政治”的口号，欲消灭共产党组织。

磨刀霍霍的军警势力

抗战胜利后，为消灭共产党组织，中山国民党当局加紧组建军事力量。1945年9月，原国民党第七战区驻粤北地区的野战部队调到中山转为地方部队，建立由县长直接指挥的县保安警察部队（以下简称“保警”）六个营、一个特务连、总兵力1830多人，分别驻守石岐和五桂山区周边的乡、镇交通要道据点。同时，广州行营王牌军之一的新一军第159师派一个团兵力进驻中山，控制沿海的水陆交通要道和岛屿。县警察局也在五桂山区外围沿线设立了区警察所及分驻所，县政府还成立戡乱指挥所，由县警察局局长直接领导。县戡乱指挥所辖管的武装是以抗战时期各区的联防自卫队和投靠过日军的“曲线救国军”旧部为主，总兵力3000余人。

在国民党军队扫荡山区时，武工队化整为零，在山区群众掩护下保存了力量。这是武工队当年住过的山洞。历史资料图片

政治上的不断进攻

在加强军事准备的同时，国民党加紧建立政权基础组织，健全基层管辖，同时企图通过政治诱降，不战而胜。

1945年9、10月间，国民党中山当局逐渐恢复建立各级政权，恢复乡村保甲制和“联保连坐”法。此时，县当局还巧立名目，开征一种每亩150元的“复员建设禾捐费”，同时也着手开征其他杂税。

10月，国民党中山当局一方面采取重兵压境之势威胁五桂山区的武装，不断派遣小股武装进入五桂山区的乡村，捕杀游击队回乡生产的人员；另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诱降、假谈判的手段企图骗取民心，瓦解五桂山区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同月下旬，中山县长张惠长派人与抗日民主政权中山县督导处负责人曾谷“谈判”，提出要五桂山区的全部武装部队归编县政府，同时打探五桂山的留守武装人员是否还受中共领导。妄图以诱降作诱饵，进而消灭共产党在中山的武装。政治诱降被曾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决拒绝。

骤然减少的革命力量

正当国民党反动派磨刀霍霍的时候，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主力已完成了战略转移东江的任务，留在中山的仅剩12名武装人员。1945年9月，转移东江途中受挫的百余珠纵战士返回五桂山，这其中只有20名武装人员，其余均是通讯、交通、粮站等非武装人员，且大部分是妇女，战斗力十分薄弱。同时，在国民党军警首轮进攻五桂山区时，驻在永丰村的小队长黄顺英被害。此外，部分党员已经暴露，活动较为困难。在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山的革命力量骤然减少了。

珠江纵队一支队战略转移东江后，只有小部分人留守在五桂山。邓振铃 绘

1945年9月，转移东江途中受挫的百余珠纵战士返回五桂山，这其中有20名武装人员。邓振铃 绘

徬徨中的群众和中间势力

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大多数群众看到珠纵一支队大部已经东撤，主要负责人离开了山区，只留下小部分人坚持，国民党军队天天“扫荡”，治安乱，惯偷多，信心大受影响；在平原乡村，一些留在五桂山的武装土匪、地主、恶霸趁机报复，不少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道珠纵一支队大部队撤走，对支队留守人员持观望态度。

第一次武装“清剿”

在对中共所领导的五桂山武装实行政治诱降失败后，国民党中山当局即纠集了各地的地方实力派武装2000多兵力，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清乡”相辅的形式进驻五桂山区，持续不断地军事“清乡”、搜索、抢掠、屠杀；控制并占领了五桂山周围的平原乡村；宣布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为非法组织，要所有的游击队和工作人员限期自新；收买地痞、流氓跟踪暗杀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威逼群众交出革命武装和工作人员，扶植基层政权。整个五桂山区笼罩在内战的恐怖气氛中。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不断压迫，驻在五桂山区的人民武装的活动范围愈缩愈小，只有石莹桥、槟榔山、长江、东坑和正坑几个小村能驻扎。

第二次武装“清剿”

1945年11月下旬，张惠长出动军警1400多人，再次对五桂山区的人民武装进行大规模的、持续一个月的“清乡围剿”，国民党军警派重兵进驻五桂山区，驻军于山区腹部的石门贺屋村（今属南朗镇）、长江乡的中心村（今属东区）、那洲村（今属珠海），实行定点固守，采取“坐剿”，进行围村搜捕，穿梭不停地轮回“清乡”。国民党军警渐次撤出五桂山区后，在岐关东路的南朗、崖口、翠亨，西路的三乡等地设立驻兵据点，对五桂山采取包围战术，并在各区建立特务队，纠集地主、恶霸，组织反动武装，到处搜查，追捕共产党员和武工队员。

第三次武装“清剿”

1946年8月，中山县长张惠长等率县保警六个大队营及地方武装共2400多人，分区负责“清剿”。国民党军警势力分别驻守石岐、翠亨以及一、四、八区等地，同时定点驻守东西两条公路沿线乡镇，把守通向五桂山根据地的进出要道，实行“铁壁合围”。在对平原地区进行三日“清剿”后，国民党军警分五路大举进攻五桂山，派兵长期驻守在五桂山腹部村庄，采用“网形合围”“反复清剿”“填空格”等战术，以一“扫”、二“梳”、三“定”的行动步骤，对五桂山区实行大规模的“清乡、围剿”。国民党通过“联保联剿”“联保连坐”株连九族等方法，强迫民众每五户联合写具结，相互监督，互相告发，发现与武工队联系者，以“通匪”论罪。同时派兵驻守在四区周围山村，围村搜捕回乡生产的武工队队员和支持留守武装的群众。

而与此同时，中山特派室特派员曾谷已于7月调澳门中山特派区机关工作，留守五桂山区的个别主要军事干部思想上对斗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做好对武装人员充分的动员。因此，在反“清剿”行动中，武工队干部多是临时应付，靠着共产党员和武装队员对革命的忠诚和斗争经验勉强坚持。在本次“扫荡”期间，多名武工队员、民主乡政干部、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不幸被敌人杀害。

武工队队员反“清剿” 邓振铃 绘

第三次“清剿”后，国民党在驻公路沿线之据点仍派有特务，一旦发现武工队的踪迹，即不分昼夜进行围捕。对于没有武工队活动的地区如二、三、八、九等区，则颁布戒严令，起草黑名单，派武装特务活动，重新办保甲，调查各乡教员，或在交通路口搜查，稍闻消息即包围乡村检查。国民党的这次“清剿”行动，给五桂山区武工队的活动带来极端的困难。

面对如此极端的艰难岁月，

中山党组织和武工队是如何应对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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