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抗日战争爆发，这批中山人奔赴延安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去”曾作为响彻云霄的口号，激励着广大的热血青年。

     中山距离延安约1600公里，在交通不便的80多年前，到延安去可谓一路千山万水，危险重重。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北上奔赴延安的道路变得更为艰难，但丝毫不能阻挡青年到延安去的热情。他们或受党组织委派而去，或受进步思想和抗日洪流的鼓舞自行前去。有的最终到达目的地，有的则由于战局变化等各种原因未能抵达延安，而是半途加入新四军、八路军等革命部队，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各分校就读，或以其他方式参与抗战。他们殊途同归，以中山有志青年的名义，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赴延安的中山青年中，以最直接的方式实现抗日宏志的，无疑是踏上战场、扛枪杀敌的那部分，刘舒、方少穆、何镇浪、谭则敏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东区齐东村青年刘舒，1917年出生于一个华侨家庭，1933年秋考入中山县立中学，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36年考入广州知用中学就读高中。在广州，他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经常参加“读书会”，研读进步读物，并目睹日舰水兵的横行霸道，爱国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激发。1937年9月，他与就读广雅中学的中山青年黄峰等9人共赴陕北“学打游击”。是年冬天，他们抵达延安，“成为第一批到达延安的中山人”。

     随后，刘舒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第八队学习。陕北公学校长是成仿吾，副校长是李维汉。刘舒与聂荣臻的弟弟同班，主要学习游击战术、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聆听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陈云、何凯丰、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同志的授课。1938年3月毕业后，作为从600名学员中精心挑选出来的30名学员之一，他被送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继续深造，编入第三期第三大队（知识青年大队）。同年5月底，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后，遂奔赴山东敌后战场。他们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入山西，经河北，长途跋涉1000多公里，最终到达山东沂蒙山区。此后，刘舒历经大大小小的截击、伏击、爆破等战斗，在1939年一次保卫沂蒙山区人民的反“扫荡”战斗中不幸牺牲，是为数不多的北上抗日而牺牲的华侨子弟。

     沙溪濠涌籍青年方少穆则在踏上战场接受战争洗礼后，逐步成长为高级将领。方少穆出生于1915年，1932年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即广雅中学），受进步思想熏陶，参加学校的“救亡歌咏团”等活动，还聆听过叶剑英到校发表的抗战救国演讲。1938年夏，他毅然离开学校奔赴延安，历经土匪洗劫、反动派阻挠和饥寒交迫的考验后，终于到达延安，进入抗大一大队学习，并在此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4月下旬，从抗大提前毕业后，他被派往四望山参加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四望山地处信阳、应山、罗山三县交界处，曾是抗战期间新四军第五师前身挺进支队的驻地，也是豫鄂边区的交通咽喉。在豫鄂边区，方少穆随部队多次与敌顽强作战，其中1940年春、夏，该部两次痛击日军，毙敌8人，生俘19人，缴获枪支20多支。解放战争时期，方少穆参加了淮海战役以及淞沪战役解放大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海军某部军级副政委。

     小榄的何镇浪是另一位北上后既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又奔赴战场的中山青年。不过他最终抵达的是山西太行山区，而非延安。他进入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习，时间是1938年年底。抵达抗大分校前，他与另外两名中山籍青年历经香港、湛江、广西、贵州、重庆、四川、西安、河南等省市，过潼关、渡黄河、经垣曲、登太行山，走过了堪比长征的艰苦征程。1939年9月，何镇浪毕业后被分配到部队，从此与军旅结缘。他曾参加1941年著名的太行山黄烟洞保卫战。此役，我军与敌军血战八昼夜，成功保护了一个较大的兵工厂。在战斗中，他与另一名战友李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被敌人追击，从悬崖上跳下，正好落在一大堆干草上才幸免于难。抗战胜利后，何镇浪继续南征北战，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参加了金城反击战，1959年入藏平乱。戎马一生，他四次负伤，屡立战功，后担任信阳陆军学校政委。

     谭则敏，中山三区人，1935年秋在中山大学就读，1937年9月在广州参与了一段时期的抗战工作后回小榄，任教于下基小学，同年10月参与组织成立“中山三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青抗会”）。青抗会有成员50多人，大多为三区的知识青年，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抗日活动。1938年10月后，在抗日形势的发展与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青抗会部分成员毅然北上，寻找更为广阔的抗日战场，其中有谭则敏、古寿珠、郭旷良、李琼儿等。由于战局变化，他们没能如愿到达延安，起先在陶铸领导下的鄂豫边区抗敌委员会参加战地服务。稍迟一些，谭则敏到西安参加八路军，奔赴抗日战场。解放战争胜利时，谭则敏参与了北平、南京、重庆等重要城市的接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