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粉碎日、伪军原定一个月的“十路围攻”

五天粉碎日、伪军原定一个月的“十路围攻”

1944年春节前，日军1000余人（其中骑兵100多人），伪军第四十三师、第三十师和5个护沙总队，合共8000多人，拟分兵十路（合水口、白企、灯笼坑、鳌溪、长命水、石鼓挞、永丰、崖口、白石、马溪）围攻五桂山区，用一个月的时间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万人大扫荡”。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预先获得有关情报，于1月23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石莹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作出“全面牵制、击敌要害、歼其一路、动摇敌阵”的作战方针；决定主力部队在石莹桥附近的山岭上，伏击从牛爬石进入的日、伪军，另一部从内线转到外线，袭击石岐、唐家日、伪军据点；刘震球民兵集结队和长江乡民兵队分别在日、伪军进入根据地的路段，采用阻击战、伏击战、麻雀战等战法，阻击和牵制日、伪军。当时，在五桂山区的人民抗日武装有600余人、民兵100多人。从大除夕开始，整个农历新年，义勇大队、逸仙大队和地方党组织、民兵集结队及山区的群众都投入到紧张的战前准备中。

石莹桥一带地势险要，正面是大帽山，山上有间华光庙，山的左侧和右侧各有一座小山丘，沿着弯曲的小溪而来的山路正好被两侧的山丘夹住，形如口袋，是伏击的最佳点。1月30日晚（农历正月初六晚），指挥部指挥林锵云、副指挥谢立全率领三个中队把住侧后方的口袋位置；副指挥兼参谋长谢斌带着两个中队埋伏在正面的丛林中；逸仙大队大队长黄鞅（黄健胞弟）率领一个中队和手枪队布防于石莹桥附近的大帽山左侧制高点，埋伏在右侧的是友军钟汉明部队的一个大队，义勇大队大队长欧初、副大队长罗章有带领预备队埋伏在华光庙后山腰，以作策应。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七）清晨，日、伪军从石岐、南朗、翠亨、三乡、唐家等驻地倾巢而出，按原定计划向五桂山区发动“十路围攻”。

进犯石莹桥的一路日、伪军近千人，分成两个梯队经牛爬石进入石莹桥。友军钟汉明部临战怯敌，在日军尚未进入伏击圈时就胡乱放枪撤退。目标过早地暴露，伏击战变成遭遇战，战场的形势顿时转为对游击队方不利。为挽回局面，逸仙大队大队长黄鞅当机立断，下令战士集中火力阻击敌人，争取时间，让指挥部调动兵力。欧初、罗章有即率领部队冲向华光庙右侧将缺口堵住。原部署在右侧后方的三个中队迅速转移到正面与敌人交火。敌伪军的两轮冲锋均被击退。受到阻击的日军无法前进，便用山炮向游击队的阵地猛烈轰炸。一个炮弹落在正在指挥战斗的黄鞅身旁，这位年仅22岁的年轻指挥员的鲜血洒在了大帽山上。

黄鞅英勇作战，总是冲锋在前，在1942年打击李辅群势力的战斗中，他奋勇抗敌，直至左手臂中弹负伤。由于伤势较重以及当时医疗条件有限，黄鞅最终成了独臂英雄，从此只能靠右手行动。伤残丝毫没有动摇黄鞅的抗日决心，他泰然地说：“左手残了，还有右手，要抗战胜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战斗至下午，日军不但未达到“十路围攻”的目的，反而遭到杀伤，便无心恋战，抬着十多具尸体，扶着伤员撤退。义勇大队游击小组和刘震球民兵集结队、长江民兵队等运用麻雀战，声东击西，有效牵制了其余各路进犯的日、伪军。他们还挖断公路，毁坏大环桥和上栅桥，切断沿路电话线，使各路日、伪军难以互相接应。从南朗进犯五桂山区的一路日、伪军，因在合水口被刘震球民兵集结队所牵制，连续三天不敢前进。进犯长江的一路敌人受到长江民兵队的伏击、袭击，亦无法进入目的地，只好趁天未黑，退回南朗据点。

指挥部抓住日、伪军各路进攻的兵力受到牵制而无法互相接应且后防空虚的战机，派义勇大队大队长欧初、副大队长罗章有各带一部精干小部队，从内线转到外线，插入平原地区，与二区黄石生、周增源部队和六区民兵一起，乘虚袭击日、伪军在石岐和唐家的据点，并破坏其通信联络系统。

进入五桂山的各路日、伪军四处挨打，行动困难，疲惫不堪。加上五桂山区群众于战前已配合部队坚壁清野，日、伪军进山后得不到粮食，且供给无法补充，只能半饥半饱，士气低落。由于后防告急，日、伪军于2月4日晚全部撤离五桂山区，退回石岐、唐家等地，他们原计划需时一个月的“十路围攻”，仅5天就被人民抗日武装粉碎了。

粉碎日、伪军“十路围攻”的胜利，打击了日、伪军的士气，保卫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提高了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中山党史

存史鉴今传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