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供给，中山抗日游击队也开垦了“南泥湾”

保障供给，中山抗日游击队也开垦了“南泥湾”

初到五桂山时，中山的军事形势较好，队伍和解放区都扩大了，但后勤工作并不完善。部队经济拮据，战士营养不良，不少人患夜盲症，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对此，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决定扩大部队经济来源，改善部队给养。1944年7月，指挥部成立了经济委员会，由林锵云兼任主任，欧初兼任副主任，梅重清任指导员。指挥部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财政经济的筹措和开支，如制订征收爱国军粮条令、建立税站、派出较强的干部做税站站长，还特派梅重清等到澳门，取得某些上层人物的支持，向因避战祸寄居澳门的地主征收爱国军粮。

采取一系列措施后，各地民众积极交纳抗日军粮、公粮和税款。1944年1月至8月，中山县共产党部队收到军粮、公粮、税款共约500万元（法币）；部队收储军粮、公粮4万千克。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各部队自己动手开荒种地。中山抗日游击队与大耕家高斌、崖口乡开明人士谭兰芬、谭森等人在鸡头角合股经营耕种稻田，每年可收稻谷5万多千克。此后，高斌还同部队合作，在榄边经营米机，兼营酿酒，使部队有一个较稳定的经费来源。每次游击队征收公粮或税款，高斌都带头缴纳，有时部队缺粮，要向他暂借，他都一口答应，从不吝惜。

此外，游击队在战斗中缴获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物资或通过缉私等补充给养，也解决了部队的部分给养。经济收入增加，来源上较稳定，加上战争的缴获，部队的给养有了较好的改善，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明显增强，为持续战斗、打击敌人提供了物质的保障。

中山人民抗日武装的后勤工作是随着部队的发展逐步建立起来的。部队初建时，由于缺乏经济来源，军需给养短缺，常常用野菜充饥。随着人民抗日武装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部队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发动华侨和港澳同胞募捐筹款，向地方实力派借粮借款，征收抗日粮税，游击队基本解决了给养的困难。1943年春，中山遭受旱灾，大旱持续140天，丘陵作物歉收，全县大饥荒。战祸加天灾，一年内仅县城就饿死近万人，全县人口锐减三成。在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地方党组织和指挥部组织发动五桂山区的抗日部队、民兵、干部、党员和基本群众积极进行开荒生产，广种水稻、杂粮、瓜果等；发展养殖业；通过发展生产，改善军民生活，使五桂山根据地安然度过1943年的大灾荒。这一年，五桂山根据地还经常遭受敌伪的“扫荡”，虽然一些土地上的庄稼受到损害，但在军民共同努力下，抗战军民很快又补种上各种杂粮。生产搞好了，生活改善了，军民关系也更密切了。

1944年9月，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在石莹桥举办税训班，培训税收工作人员，并先后在五区翠微、东坑、三乡和二区沙溪建立了税站。郑募生（郑暮生、郑务生）、蔡族先后在南溪、东坑收税时被日军杀害。1944年10月和1945年1月，中区纵队和珠江纵队先后成立。随着部队的发展，军需给养来源的渠道也逐步增多，军需给养的工作机构也得到进一步建立和健全。纵队、支队、独立大队设有军需处或相应的军需机构，下设粮站、税站。

粮食总站设在五桂山区长江乡松埔村，由冯兰负责。为了适应部队活动需要，其后又陆续在四区的崖口、三乡、乌石、平岚、山区的石门、石莹桥等分设重点站，还在六区、大布、平湖以及泮沙、翠亨、槟榔山、沙岗设立分站。各站管理人员主要是动员当地堡垒户妇女参加，共有30多人。管理方面，采取分散小站安放与大片掌握分配的原则。部队活动到哪里，就在哪里解决粮食给养。在敌人“扫荡”时，工作人员动员群众一起把粮食坚壁，保证了对部队和政权的供应。

义勇大队在滨海区崖口设立的粮站，由陈梅春、欧芝、许金焕（肖志刚母亲）、肖翠英、朱兰等负责。从1943年至日本投降前，她们把征收到的公粮、税谷和捐来的谷，发动当地妇女磨谷舂米，还组织人力把粮挑入山区给部队。为免遭敌人发现，运粮都是在晚上进行，每次都要肩挑几十里山路。三乡重点站负责人吴清华在一次敌人“扫荡”时，因转移不及被敌人抓住。被捕后，虽受敌人多次严刑拷打，百般威逼，要她供出粮食存放地点和负责人姓名，但她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根据地各级民主政权成立后，在发展生产、关心群众生活、开展各项基层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受到群众的赞扬和拥戴。对加强军民团结合作，共同对敌；对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发挥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使抗日部队在敌伪围攻和严重天灾的艰苦日子里，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战胜敌人，使根据地一天比一天巩固、一天比一天兴旺。

中山党史

存史鉴今传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