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山市委党校  刘明

    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作为我党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总结，群众路线永远没有过时。

    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党群干群关系。从革命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之源与执政之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鲜明地体现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视群众利益为自己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使然。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毛泽东曾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初，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之所以相继失去政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与时俱进地重视党群关系，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群关系，严重脱离群众，最终被人民所抛弃。政亡人息的悲剧昭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心向党，政党必然生机勃勃；人心背党，政党必然凋零败落。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真抓实干，勤政为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正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有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才有了拨乱反正后的欣欣向荣，才有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繁荣，历经磨难而不衰。正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胡锦涛在2011年纪念建党90周年时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201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

    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和价值取向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为目标和归依，方向才会正确，效果才会显著，离开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这个根本问题，党的作风建设不仅失去了意义，党的事业也必然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失败。“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永远坚如磐石”。

二、当前党群、干群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今天，党群关系总体上是好的。然而，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社会转型中各方的非同步性，以及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使得现阶段的党群干群关系面临着许多问题与挑战，主要体现为：

 一是群众对党和干部的信任度下降。群众对干部信任程度下降的观察角度之一是越级上访现象。当前，从频次和规模来看，群众越级上访具有高发、多发的态势。与越级上访相对应的是“截访”，即本级地方政府的官员截住越级上访群众。“越级上访”与“截访”的出现表明，群众对本级政府的干部缺乏基本的信任，群众认为只有上级党委政府才能够满足其诉求。更令人感到忧虑的状况是，现在有一些群众，既不信“法”，也不信“访”，只相信新闻媒体，对官方发布不信任，对外国媒体抱信任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当群众利益受到损害，群众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到立法部门、司法部门、行政部门反映诉求，而是通过制造“新闻”的方式直接进入公众视野，以媒体曝光倒逼事件得到公平合理解决。这些现象表明，党和群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下降。

 二是群众不满情绪上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与此同时，令人感到担忧的是，群众怨气、戾气同时也在上升。近年来发生的增城新塘事件、潮州古巷事件、中山6.25事件以及当前厦门BRT事件都与弥漫在社会中的怨气有关。这些事件看起来是偶然、独立的事件，但事实上，事件发生是社会关系紧张的必然结果，与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存在着密切关联。最为典型的是贵州瓮安事件，事件中反映出来的“三仇现象”（仇富、仇官、仇警）其实是紧张的阶层关系与党群干群关系的真实写照。
    三是干群摩擦冲突增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8年《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提到，社会矛盾呈现出易发多发、触点多、燃点低的态势。在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出现的诸多问题中，干群关系冲突最大。调查显示，在“群体冲突”方面有28.26%的人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是最容易出现冲突的社会关系。2009年，人民论坛杂志发起了“盛世危言：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的大型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5140个受访者中，63.2%的人认为“基层干群冲突是未来最严峻的挑战”，排在了十大挑战中的第三位。

 三、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主要原因分析

 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涉及到体制、利益、意识以及具体的工作方式等方方面面。

 一是体制因素。政治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然而现实中许多现有制度的缺失、概念化、滞后性，以及制度在具体运行中缺乏操作性、明确性、适时性等现象时有发生：其一，职责授权错位，党政分工未能从制度规范上彻底廓清，政府管理层次过多、职能职责交叉不清，导致行政成本过高，行政效率降低，该处理的事推诿扯皮，引起群众不满；工作中存在以党代政现象，一些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基层干部想办办不了、想管管不到，群众失去了对干部的信任，影响了干群关系。其二，由于人民授权关系在制度机制上尚未完全理顺，在干部使用的选举制、任命制与聘任制基本模式中，在实际运行中仍然是委任制在发挥主导作用，这种自上而下的授权模式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忽视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有的干部为了尽快取得政绩，不惜牺牲群众利益和资源环境，大搞形式主义；有的干部为了完成某些不切实际的工作任务，不惜动用各种手段，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弱化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其三，一些基层干部官本位意识、官僚主义思想严重,忽视民主科学决策机制和人民群众监督机制的建立健全，忽视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导致党群干群关系疏远甚至恶化。

 二是利益因素。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利益的分化与重组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同样受到利益因素的影响。改革以前，阶层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只有“工、农、士、商”四个阶层，而且工人与农民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阶层分化的程度更高，各阶层地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前，广大工人（含农民工）与农民阶层大部分已经处于社会的底层，而广大的党员干部作为社会管理者变成占有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多的社会中上层。公共权力是为管理公共事务而设定的，其使命是维护和促进私权，协调多元利益，达到密切联系群众的目的。但是，基层干部也处于利益分化的漩涡之中，他们也面临着利益冲突和博弈，这势必直接影响到他们如何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规范、约束各级政府的决策行为,把干部权力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促进干部的个人利益与群众社会利益协调一致性。同时，考量到基层干部的利益,为他们创造安心工作、热心工作、努力工作的条件，防止其对公共权力的滥用。

 三是意识因素。改革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普遍短缺的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产品的短缺状态得到了极大程度的缓解。中国社会已经从一个短缺经济进入了公共产品短缺的时代。大部分人民群众已经过上了温饱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对医疗卫生、养老、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具有更高的期望值，人民群众将公共服务的短缺与党员干部关联起来，这削弱了他们对党员干部的满意度。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原来信息垄断的格局被打破，人民群众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电视获得所需要的信息；随着民主意识、权利意识逐渐被普及，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得到了增强，“社会”与“国家”的谈判与博弈能力提高，社会的崛起也使国家对“社会”控制能力下降，增加了“国家”与“社会”进入紧张关系的可能性。

 四是工作方式因素。随着群众的社会地位、社会生活环境和自身构成的变化，群众对党的认识和要求发生变化,对党的政策的认识和认同程度提高了,对党的干部的期望值也提高了。而我们的不少基层干部在新形势下对党群工作的根本要求把握不准，对新的条件下开创新的工作方式方法的紧迫性认识不足，联系群众和做好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和传统载体都面临许多新的课题。我们的一些干部，一方面，面对社会利益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人民内部矛盾呈现上升趋势，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有所增多，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明显感到力不从心，慨叹群众工作难做。“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这些表现，实际上是患上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本领恐慌症，不能有效理顺群众的情绪、协调群众的矛盾、维护群众的利益。

 四、新时期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对策思考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此，党员干部必须以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以作风建设为抓手，扎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一）切实转变作风，做好群众工作
    1、树立宗旨意识，以真心换真情。坚决纠正对待群众工作的“庸懒散”、“推拖浮”等与执政党宗旨不相符的机关工作作风，转变政府职能，树立诚信意识、服务意识、效率意识，规则意识，塑造服务型机关形象，真正把为基层、企业、百姓竭诚服务作为机关工作的出发点，培育“勤政、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机关作风生态。在此基础上，以真心换真情，虚心征求意见，耐心倾听抱怨，诚心接受批评，把作风建设的参与权与评判权交到群众手中。与民众促膝谈心，体验居民生活，体会基层难处。“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只要我们把群众放在以上，群众就能把我们放在心上；只要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就一定会把我们当亲人。古今中外，王朝兴衰、政党轮替，皆与民心紧密关联，这是无数事实证明的铁律。
    2、改进调研作风，走好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科学决策基于判断、需要妥协，而判断依据与妥协尺度来源于调查研究中得到的充分信息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权力和真理是两回事，权力大，未必真理多。在走好群众路线上，特别需要提倡“一线工作法”，把群众困难作为工作出发点，把群众需要作为工作切入点，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落脚点，进村入户纳良言、问疾苦、解困惑、送温暖，坚决反对不入基层的“走读干部”，靠汇报、凭经验决策的“拍脑袋干部”；当下，需要特别反思名目繁多下基层调研的针对性、实效性，杜绝张扬、轻浮、浪费的形式主义恶劣调研作风，以扎实过硬的调研真功夫，沉下身子“望闻问切”，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坚持带着问题导向（包括问题的轻重缓急）、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做调研，因为问题导向才是开启问题之门的钥匙，心中装着群众才能透视群众内心的所思、所想、所盼。
    3、解决实际问题，做实群众工作。群众不是看我们说什么，而是希望我们做什么；群众不仅看我们做了什么，关键看我们做得怎么样。联系群众贵在行动、行动关键在落实。“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当前群众关注的热点民生问题很多，社保、医疗、就业、住房、交通、教育、治安等，“一枝一叶”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关系到民情民心民意向背，关联到执政党公信力与执政根基，是基层干部转变作风做好群众工作的切入点。群众问题无小事。解决好群众问题必须坚持人民内部矛盾定性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普遍性问题应该纳入决策、完善体制、落实政策（如对接断头路、疏通水浸街、征地拆迁）；个性化问题突出一事一议，尽快化解矛盾（如信访维权、扶贫助困）；眼前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定要说明情况，解释明白，取得谅解（如社保标准、计生政策）；现在没有的问题不能等于没有将来不出现问题，许多重大事件的出现都经历了萌生、发展累积、质变爆发的过程，为此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现实中少数先进地区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显然，只有做实这些群众工作，才能接地气、有底气、长灵气、聚人气、保生气。

    （二）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

    党的建设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群众工作同样需要构建长效机制，促其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1、利益表达机制。在利益多元化时代中，构建利益表达机制的意义在于保障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的利益都能得到充分表达，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偏好在公共政策中能得到充分体现。一是拓宽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在利益表达渠道方面，传统的渠道主要包括来信来访、热线电话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邮件、网络论坛、微博、手机短信成为了新的利益表达渠道，这些新的网络利益表达渠道是“网络问政”的具体形式。经验研究表明，充分发挥“网络问政”作用的关键在于制度与技术之要有效衔接，实现两者之间的一体化。二是利益调查、整合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部分群体并不能完整、清晰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针对这种情况，在制度设计上应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通过主动深入群众，通过充分调查的形式，将群众零星的、不完整的利益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安排。现在各地成立的“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就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实践形式。三是培育、引导群众合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安排。坚持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带案下访以及党政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信访群众等制度，积极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依法规范信访行为，形成依法有序上访、合情合理表达诉求的良好信访秩序，有效化解群众“积怨”。

 2、参与治理机制。群众参与机制对于良性的党群干群关系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参与政策制定，有助于加深群众对政策、对党委和政府现实处境的理解，从而提升群众对政策、对党委和政府的认同感。二是参与有利于提升群众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的能力，政策的理解能力。三是参与既是一种互动，也是一种博弈，博弈论认为，不断重复博弈有助于培养双方的信任程度。民众不信任政府的主因是：政府低效率、浪费公款并花费在错误的政策上。事实上，即使公众对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不低，民众对政府信任也有可能是下降的，通过激发广大群众参与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可以培育群众对政府认同感、归属感和信任感。

 3、诉求回应机制。所谓的回应机制是指对群众的利益诉求要有回应的能力。良好的回应机制应对于群众的利益诉求。按照“合理-合法”这两个维度可以将诉求分为四类：（1）不合理、不合法的诉求；（2）合理但不合法的诉求；（3）合法但不合理的诉求；（4）合理合法的诉求。针对不合理不合法的诉求，应及时作出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解释；对合理但不合法的诉求，应采取补办程序的方式将诉求合法化；对合法但不合理的诉求，应寻求调解、做思想政治工作等法律之外的途径满足其诉求；对于合理合法的诉求应及时满足其诉求。

    此外，还应积极探索构建完善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联系与服务群众机制、民主决策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心理疏导机制、风险评估机制等，通过各种完善的机制，确保密切联系群众工作落到实处、取得效果。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必浚其源”。党员干部只有真正做到以优良作风展示形象、引领群众，以健全机制凝聚人心、激发民智，才能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起强大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