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伟桦

在今年广东省政府报告中，“深中通道”被列为省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在70年前也存在一条“深中通道”。这条通道，对于保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珠三角人民抗日武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意义。

这条通道，起点大致为中山南朗崖口，终点为宝安县的黄田、南头、燕川等地。通过这条通道的主角，是珠江纵队数百名战略转移东江的指战员，依靠的交通工具，则是简陋的机帆船。

历史的指针拨回到70年前。1945年1月15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简称“珠纵”）在中山公开宣布成立，司令部设在五桂山槟榔山村。这是党在珠江三角洲敌后地区建立的一支重要武装。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梁嘉，副司令员谢斌，参谋长周伯明，政治部主任刘向东。下辖驻中山的第一支队、驻顺德番禺地区的第二支队以及驻南海三水边境地区的独立第三大队，共有1752人，轻重机枪53挺，步枪1162支，短枪326支，炮1门，掷弹筒2具[1]。在此之前，它的前身已经在广阔的珠三角地区对日寇、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以及土匪武装等斗争多年，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不断壮大。

驻守在中山的第一支队，支队长欧初、政治委员梁奇达、副支队长罗章有、政治处主任杨子江。第一支队按照珠纵司令部的指示和部署，并依托地理环境和形势发展，实行两线分兵作战：珠纵参谋长周伯明和支队长欧初率领一部在西线，活动于五桂山西南面即谷镇区、凤凰山区一带；罗章有、杨子江则率领一部在东线，活动于五桂山东北面即滨海区、五桂山区一带。东西两线部队多次出击日、伪据点，打了不少辉煌的战例，如袭击金斗湾、三溪伪联防大队黄祥部、金钟伪联防大队梁友部、深湾曾添裕伪联防大队等，在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缴获众多战利品的同时，也引来敌人的疯狂反扑。

1945年4月，日、伪军勾结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制定所谓“扫荡”第一支队和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作战计划，日军第一三〇师团重兵进驻中山县境内，伪军第四十三师各部向岐关公路东西两路段集结，“曲线救国军”萧天祥、梁雄部以及中山县政府钟汉明、雷雄、冼惠泉3个民团大队频繁集结，挺进第三纵队7个大队在中山三区鸡笼乡开展战前训练，一场偷袭的阴谋在处心积虑酝酿当中。5月8日深夜，阴谋开始实施。日军1000多人、伪军及国民党顽固派等3000余人共计4000多人，兵分6路从灯笼坑、长江、榄边、崖口、翠亨、石鼓挞等地进入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扫荡”。第一支队提前获取情报，立即组织反“扫荡”，迅速转移主力并有效隐蔽，不与敌人正面硬碰。同时派出猛虎中队和民权队埋伏在灯笼坑三山虎山截击敌人，派部分小分队化整为零，分散在五桂山区骚扰或袭击来犯之敌。最终，在名留青史的“三山虎血战”中，担任防御任务的猛虎中队24名战士，多次打退敌人优势兵力的强攻，最终弹药耗尽，以付出9名战士牺牲的代价，成功掩护部队主力跳出包围圈，顺利转移。

“五九”扫荡后，周伯明、欧初带领西线部队200多人转移至丫髻山金花山村。几天后，梁奇达也从大布转移到此。第一支队在敌人持续的疯狂“扫荡”下，陷入困境。鉴于严峻的形势，周伯明、欧初、梁奇达等在深思熟虑后，决定将部队转移至东江抗日根据地。

寻路：被动形势下主动转移

客观而言，第一支队战略转移东江，是在当时十分被动的形势下所做出的适应性策略，是部队领导面对困难主动寻求出路、果断跳出包围圈的战略决策。从整个珠三角地区看，当时驻有日军3000余人，伪军6500多人（中山有3500多名伪军），日、伪军为了确保其在珠三角的占领区，对国民党及其军队持续采取诱降勾结，对珠纵则加紧进攻，妄图消灭人民抗日武装。在中山，“五·九”扫荡后，敌人不甘心失败，派出多批兵力连续向五桂山周围的一、四、五、六区游击队进行清乡和“扫荡”。国民党中山县政府所属的钟汉明、雷雄、冼惠泉的三个民团大队、“曲线救国军”的萧天祥、梁雄部及“挺三”部队则配合日、伪军向五桂山附近的关塘埔、灯笼坑、石莹桥、槟榔山、黄茅坪、大寮、崧埔等地大举进攻，疯狂“扫荡”一直持续到同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这段日子是第一支队指战员战斗、生活最艰苦的时期。而且，珠纵在执行中共中央创建五岭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时，从4月开始分兵挺近西江地区，留在珠三角地区的兵力减弱，第一支队与珠纵其他部队之间的策应与联系变得异常艰难。而隔着伶仃洋的宝安县，则是东江抗日根据地所属范围，群众基础比较扎实，形势比较乐观。主客观因素决定了第一支队在当年的5月，艰难地迈出了战略转移东江的第一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暂时避开日伪军和顽军的‘扫荡’、围攻，将部队分批秘密转移到东江抗日根据地休整，待机返回中山继续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2]。

转移的线路，最终选择从崖口乘船，出珠江口，过伶仃洋，到达宝安。这条线路是珠纵的重要海上交通线，许多党和部队的情报、信息、人员等，都是通过这条交通线，往来于中山与东江。而海鹰队的护航，也为第一支队的战略转移，平添了一枚成功的筹码。海鹰队于1943年春由中山抗日游击大队建立，队长卢少彬，建立时有4条大帆船和2条小船，共60多人，活动于珠江口中山沿海一带，既是开展海上游击战的先锋，也是联系中山与东江游击区的交通枢纽。

征途：平静海面中激流暗涌

珠纵第一支队这次充满危险和曲折的战略转移，前后分6批，持续5个月时间始告完成。

第一批，5月下旬，由周伯明、欧初、梁奇达率领珠纵司令部的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第一支队民族队、爆破排、通信班等共200多人，由金花山村起程，翻过丫髻山、五桂山到达崖口附近的滩头，分乘海鹰队的7艘机帆船横渡伶仃洋，22日转移到达宝安县黄田休整。23日，欧初等7人乘船秘密返回中山，与罗章有、杨子江等继续组织部队反“扫荡”和转移东江。

第二批，6月中旬，由冯开平率领第一支队民权队40多人，乘海鹰队的船只，转移到达宝安县燕川，进行休整。

第三批，7月19日，由罗章有率领第一支队民生队、猛虎中队共60余人，乘海鹰队的船只到达东江，与民族队、民权队会合。

第四批，8月28日，由欧初、杨子江率领一支队民生队、孔雀队、雪花队及粮站、税站、情报站、医疗站等共200多人，从崖口乘海鹰队的机帆船转移东江，于31日到达宝安县，与前三批转移到东江休整的队伍会合。杨子江率队转移到东江后即返回中山。

第五批，9月间，马成队、杜广中队共100多人，转移东江。

第六批，10月8日，杨子江、阮洪川在中山组织交接工作完毕，即率领部分连排干部和战士，以及中山县、区两级民主政权的主要领导干部共30多人转移东江。[3]。

从平实的文字上看不出征途的艰险。实际上，每一批转移都经受了人与自然的考验，并非一帆风顺。如第六批转移人员，就不得不“在第一支队澳门办事处协助下，取道澳门、香港，到达宝安县南头”[4]。征途中更为危险的是，要对付海上的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以及土匪武装的拦截和侵袭，不少指战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让我们跟随李文伟的回忆追寻第一批转移的脚步：“部队到达六区白沙海边，已是午夜三时左右，珠江纵队海上中队的三条大帆船已在海边等候我们。民族队的战士按一二三排各登一只船，机关干部分散到各船上，周伯明同志在第一排船上，欧初、梁奇达各登二三排船上。队伍登船完毕，三条大帆船疾驶珠江海面，向伶仃洋方向前进。

白天，我们三条大帆船在伶仃洋的海面上，伪装成打渔船，混在渔船当中。在珠江海面上，日军的炮艇在海上巡逻，我们三条船的武装人员，绝对不能暴露目标。白天，每个同志都到船舱下面隐蔽休息。黑夜，三条木船立即掉转船头，向宝安县方向前进。”[5]虽然成功抵达目的地，其中的惊险却溢于纸面。

然而，短兵相接还是如期所至。在8月份第四批转移时，船舶出了金星门后，遇到退潮，停泊在淇澳岛附近海面休息。淇澳是个小岛，长期被土匪黄琪仔霸占，该匪帮投靠日伪势力，从事海上抢劫勾当，臭名昭著。尤其是在较早前，曾经有个林姓日本翻译驻石门九堡，携带1挺机枪、1个掷弹筒向第一支队投诚。为了安全，部队派梁德等护送他过东江。在横门以东海面，他们的小交通艇同黄琪仔的大船打了场遭遇战，导致这个翻译以及梁德和交通员等十几人在战斗中遇难。珠纵的指战员们牢牢记住了这笔血债。带队转移的指挥员欧初决定抓住战机，消灭这股土匪武装。由于行动突然而隐蔽，敌人毫无防备，很快就被消灭。当天下午两点涨潮后，船继续前行，全体人员安全到达宝安县黄田村。然而，在海上中队护送完部队转移后返回中山时，却遭遇了不测。据中队长梁冠回忆：“任务完成后，海上中队用一艘大虾罟船、一艘电船载20多位同志回五桂山，由唐森带队，我不在场。船到金星门海面被敌人包围，两条船被炮火打沉。大船上的10多位同志安全上岸回到五桂山，电船上6位同志牺牲了4位，另外两位被渔民救回。海上中队从此结束。”[6]可见，付出了惨重的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澳门青年李成俊当时参加了第一支队，经历了战略转移东江，据其后来回忆：“（1945年 5月），敌伪出动逾万人对五桂山区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主力部队突围后从崖口坐渔船到东江。我于6月18日随着郑秀冒着风雨追踪主力部队，迷失方向，在汕尾登陆，再步行了10多天，才抵达宝安县燕川找到珠纵第一支队支队部报到”。[7]可谓历尽千辛万苦。

长达5个月的战略转移，是伴随着时局的多变以及众多不可预知的情况而逐步完成。在第一批成功转移后，欧初带领6名同志于5月23日返回中山，抵达当天便发生敌人进攻第一支队九区大队，即“四·一二”事件，欧初立即领导开展对日、伪的政治攻势，一面组织“反扫荡”斗争，一面继续将主力分批转移到东江。8月1日，广东区党委作出指示：“珠江纵队主力退出南番中顺三。每地只留下十人至百余人之武工队活动。”“珠江纵队主力大部抽出向北发展，名义不取消。组织各种形式武工队，坚持原地区活动。因地区分散，中山、南、番、顺联络很困难，为便利领导，中山工作划归江南地委”[8]，第一支队接指示后，即改变计划，一方面通知已转移至东江的部队原地待命，另一方面决定未转移的部队加紧转移。8月份日本侵略者投降后，第一支队发出《致敌伪军通牒》，一边开展处理日、伪投降事宜，一边加紧组织转移事宜。直至10月8月，最后一批共30余人途径澳门、香港，辗转抵达东江，第一支队战略转移东江才宣告完成。但由于时局的变化，第一支队最终没有实现其决定战略转移时“待机返回中山继续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初衷。

延伸：崭新起点上迈开新步

第一支队分批战略转移东江后，并不意味着历史使命的完成，而是开始了新的学习、整风、战斗、整编等征程。

前3批部队转移东江后，按照计划进行休整，由第一支队政委梁奇达等组织传达学习中共“七大”精神，随后又在宝安县盐田举办中队长以上干部整风学习班，进一步提高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

同时，转移部队与东江纵队及宝安人民一起，对敌开展了一系列军事打击。6月间，珠纵第一支队一部与东纵第一支队一部在黄松岗公明圩一线共同打退日军进攻；7月中旬，周伯明、欧初、梁奇达率领民族队100余人，在东纵宝安大队配合下，强袭沙井陈培伪军据点并最终攻克，缴获大批粮食、生猪，并打开粮仓赈济群众。8月15日，金刚队队长冯开平带领第一支队反攻队，随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等率领的部队挺进粤北，执行创建五岭根据地的战略任务。8月、9月间，第一支队先后在霄边抗击日军抢粮队，在西乡、北栅、沙河等地伏击日军，在公明圩包围日军[9]。此外，第一支队还配合东纵部队攻克了当时宝安的县城南头，“新华通讯社还就此发了电讯，《解放日报》在《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功绩》一文中，也记载了此事。”[10]

对于攻打沙井陈培伪军一仗，当年的参与者至今记忆犹新。据老战士郑卫标回忆：“沙井那边产蚝，陈培伪军的碉堡都是用蚝壳筑的，实心，很坚固。一条街碉堡林立，易守难攻。”[11]另一名老战士林兆满则回忆道：“沙井战斗开始前，我们已经在一个荔枝园住了几天，研究作战和训练。在当地找到一门迫击炮，但没有炮弹，部队就派人回崖口运来以前埋藏起来的几颗炮弹，但由于埋在地下时间太长，炮弹受潮，打不着。在当地还找到一门清朝留下了的土炮，请了当地一名炮手。”“一共打了三颗，中了一颗。我们乘着烟火占据他们用沙包筑成的防御带，登上屋顶，解决了敌人。”[12]当时才15岁的文艺战士钟德来，跟随隶属于东纵的“五四”剧团到战场开展战地演出，“我们是打着赤脚行军去演出的。到战场上，我看到蚝壳散落一地，可以想象战斗很激烈，那些战斗场面让我终生难忘。”“演出的剧目就是《奴隶教养所》和《老虎九》。”[13]上述的澳门青年李成俊对这次战斗刻骨铭心：“激战竟日，发起三次冲锋，攻克沙井，歼灭伪军一部，我军也有伤亡，缴获大批粮食、生猪等。晚饭加菜，人人都有沙井耗油捞饭。部队每席都多了一个空的碗筷，这是战士们为悼念此役光荣牺牲的同志而设的，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14]

日本投降后，第一支队接收了宝安县县城南头。欧初、梁奇达等在宝安县执行受降任务，将一部分日军缴械，把投降的日军指挥官送上级机关处理，并妥善处理了以黄公杰为首的一伙投靠日军的海盗的投降事宜，收缴了该部几门炮、30余挺轻重机枪和400余支长短枪，并将黄公杰等人根据澳门当局的请求引渡澳门处置。

10月8日，第六批战略转移队伍成功抵达宝安。至此，历时近5个月的第一支队战略转移东江宣告结束。当月下旬，第一支队划归东江纵队，部队进行了整编，一部编为江北指挥部机关和解放大队，挺进到博罗、龙门等地，一部挺进从化、潖江、花县地区，执行新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