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霖巧

1938年8月24日晨，隶属于中国航空公司的民航机“桂林”号，从香港启德机场出发，飞往重庆。自中日战事发生以来，中航机每天都在航线上翱翔，从未遭到日军袭击。[1]谁能想到，这架本该安全走完全程的飞机，竟再也没能到达目的地。

“桂林”号出发后仅半小时，在距离香港65英里的上空，遭到5架日本驱逐机的包围、袭击。在该机紧急迫降、安全着陆后，日军仍用机关枪对其进行多次扫射。机上人员遭此劫难，仅3人幸存，其余14人均魂断中山县张家边。

“桂林”号的遇袭

8时04分，“桂林”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航；8时30分，飞机抵达珠江口外上空，美籍机师活士（Woods）发现5架日本驱逐机从高空飞下，袭击该机。活士见势不妙，立即加开马力，全速飞行。此时，电报生罗昭明亦发现异常，拍发电报称“日军追击”。[2]然而，日机紧追不舍，沿途轰击，造成该机机身多处中弹。活士本拟降低飞机的高度，利用云层掩蔽机身，但由于当时云层稀疏，不能确保安全，且“桂林”号油箱损坏，无法继续航行。[3]为使飞机脱险，活士最终选择将飞机降落在河面上。[4]据罗昭明回忆，当时飞机突然下沉，机身猛烈震动。罗见乘客均安然无恙，便拍发“乘客均安”的电报。不料，日机见飞机降落水面后，仍继续用机关枪向下扫射，“机枪声密如连珠”，前后共进行了6次扫射，[5]造成机中14人死亡。

日机下降进行第一次扫射时，乘客均蜷伏在座位下面避弹。第二次扫射过后，罗昭明与副机师刘崇佺一同进入到司机室，试图询问机师活士如何救急，但活士已经离开飞机，不知去向。后活士脱险后回忆当时情形，称在飞机降落水面时，他即跃入水中，试图找小船搭救乘客，并嘱咐职员劝会游泳的乘客泅水逃生。因日机低飞扫射，活士在水中逗留了约一个小时，后才奋力上岸，恰好被军警所救。[6]罗、刘二人寻找机师未果，便匍匐至机门，见乘客楼兆念后颈中弹，王亮甫的左腕受伤，刘崇佺用手巾（一说内衣）为二人包扎伤口。罗昭明因擅长游泳，则去试水的深度，但水深且急，他便叫会游泳的赶紧逃命。此时，日军又开始进行第三次扫射，罗昭明与刘崇佺商量后，决定由前者泅水靠岸，将岸边的小艇划过来搭救机中乘客。正当罗昭明朝着小艇游去之时，日机又连续扫射两次。罗昭明此时虽到达小艇处，但“桂林”号已经沉没三分之一。侍役武清华站在机尾上，向罗昭明大声呼救：“罗先生救命！罗先生救命”！罗昭明划艇前往援救，但由于不会划艇，水流又急，导致小艇在水中打转，不能前进，只能眼看着“桂林”号和武庆华一同下沉。罗昭明本打算转向靠岸，此时又听见有呼喊声，原来是乘客楼兆念在边游向他边呼救。罗昭明于是再次转向，回去援救，为躲避日机的第六次扫射，罗昭明与楼兆念一同潜入水中，等到机关枪响消失时，才登上小艇。小艇靠岸后，二人被附近乡民发现。在乡民的帮助下，楼兆念被送往石岐镇救治。[7]

飞机残骸的打捞

“桂林”号失事后，中山县立即组织人员开展打捞工作。由于该机降落处水流湍急，且机身多处中弹，因此很快被潮水淹没，机中乘客多数溺水身亡，邮件、行李随飞机一同沉没。为防日军返回轰炸，销毁证据，中山县政府派军警严密保护失事现场，并发动沿海各乡民众协助打捞，由熟悉水性的乡民，下水搜索。当晚7时，中山县县长张惠长乘坐定平电轮，前往飞机失事河面指挥打捞工作。警察、救护队、消防队及仵作数十人，电轮、大船各两艘，前往失事地点会合；附近的自卫团、壮丁队，全体出动；1000多名各乡民众，彻夜工作。由于缺乏起重机，打捞工作虽持续了一天一夜，仍无法将“桂林”号机身起出。为解决缺乏打捞工具的问题，中山县一面继续打捞工作，一面派专人前往香港，雇请潜水工人及找寻潜水器具。8月26日，经过三天两夜的努力，“桂林”号残骸终于被拖到岸边。次日，中航公司由九龙坞派出的2艘拖船、潜水工人及用具到位。直至此时，才有专业的机械用具用于打捞工作。8月29日晚，救援人员用起重机将机身稍稍吊起，开始拆卸飞机机翼，并于30日上午完成拆卸工作。此后，救援人员用钢缆吊起机身，使机顶向上（从前机底向上）。由于机身过重，钢缆前后断裂5次。8月31日，“桂林”号被吊起搬至趸船上，由火轮拖带，经小榄、虎门运赴香港。经检验，机身被机关枪扫射弹孔数为：机身右侧15处，马达3处，机翼6处，机尾5处；机身左侧6处，马达20处，机尾3处，机翼6处。全机以机顶损伤最重，共约56处弹孔。[8]

在“桂林”号失事的第二天，即8月25日，河面开始有浮尸出现，副机师刘崇佺随即被捞起。此后，救援人员相继捞起在水面漂流的侍役武庆华、乘客钟弟弟、陆懿等人的尸体。经检验登记后，3具尸体由掩埋队队员拖至定平电轮处，运往石岐大较场停放。26日上午，“桂林”号被拖到岸边。打捞人员在机舱内捞出4具尸体：王亮甫、杨锡远夫人、熊光淑、徐恩源夫人。其中熊光淑怀有身孕，因遭遇事变，导致小产，数寸胎盘突出。同日下午，又捞得李德麟、胡笔江的尸体，及不知姓名的两具男尸。27日，在专业器具的帮助下，中航公司自香港派来的潜水工人，再在机内发现徐新六、杨锡远的尸体。由于在水中浸泡时间过长，二人的尸体已经腐烂肿胀。

经过数日的打捞，救援人员前后共计捞获尸体14具。根据中航公司公布的机上人员名单，“桂林”号上共载有17人，包括机师、副机师、侍役、电报生，以及13名乘客。除去获救的3人外，遇难者应为14人。虽然已捞获14具尸体（包括2具不知姓名的尸体），但依然没有找到乘客李家荪、陈健飞的尸体。

“桂林”号机上人员名单

日本袭击“桂林”号的动机

“桂林”号失事的消息传出后，瞬间引爆当时舆论。即便在时隔77年的今天，回看当时的新闻报道，我们仍能感受到人们对于日军袭击“桂林”号的愤怒。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及美、英各国所办的华文报纸，[9]均认为日军此举是“不顾人道、公法，疯狂的屠杀，以及蔑视第三国权益的暴行”。[10]

“桂林”号所属的中国航空公司，是中美合办的民航事业，中美资本约各占一半。该公司于1930年签约，至“桂林”号失事时已开办九年。由于涉及到美国的利益，日美双方原有默许中航机港渝线的默契，日本也曾在卢沟桥事变后向美国保证不会作出威胁中航机的举动。[11]日本的保证言犹在耳，为何却又出尔反尔？

日本不顾国际信义袭击“桂林”号，其动机大致有三：第一，为谋害立法院长孙科。因立法院长孙科此前曾预定该机机票，准备前往重庆。孙科致力于寻求欧美援助，增进中国与和平集团国家的友谊。日本谋害孙科想系与此有关。[12]不过，因孙科临时改乘欧亚航空公司的客机，日本的谋杀计划失败。第二，为破坏中国的空中交通。日本试图通过袭击民航机，动摇人心，使机师不敢驾驶，乘客不敢乘坐，以此阻断中国后方重要交通路线。[13]在袭击“桂林”号之前，日本已开始轰炸粤汉铁路，试图组织中国军火运输，实施大包围武汉的目标。第三，为试探美国的反应，向美国示威。美国对于远东局势，原持不甚积极的态度，近来有日趋积极的表现。日本此举在于用暴力示威使美国软化。[14]其中，试探美国当是日本此举的主要动机，谋害孙科不过是日本袭击“桂林”号的导火线罢了。这就意味着“桂林”号事件不仅是中国的局部问题，而且是涉及到各国在华权益的国际问题。[15]

时人论及日本的动机时，亦将美国对远东问题的态度变化，作为日本袭击“桂林”号的主要动机。8月15、18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先后发表演说，说明维持国际秩序的原则，斥责侵略者的侵略行径。此外，美国坚持长江航行开放，计划让驻华舰队司令雅鲁尔突破日本在长江的防线，以及上海租界美军防区惩戒有暴行的日本浪人的行为，也让日方不满。[16]藉着孙科搭乘“桂林”号的契机，8月24日，日本作出袭击“桂林”号的举动。日本选择这一时刻进行“挑衅”，确有报复和试探美国的嫌疑。

事实上，日军并非第一次作出此种带有示威性质的举动。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演说，触碰到日本的神经。两个月后，日机袭击了美国保护长江美侨的炮舰“巴纳”号。此事虽给予美国较深刻的刺激，但出于利益的考量，美方最终接受了日本的一纸歉意，未予深究。“桂林”号出事后，各报纷纷重提此事，指出，如果美国在“巴纳”号事件后采取足够强硬的行动，则悲剧必定不会在“桂林”号身上重演。舆论多呼吁美国保持言行一致，采取行动制裁侵略者日本。但是，日方此举虽侵害了美国的在华利益，但由于日美关系错综复杂，日本的军火和资源多由美国提供，单纯寄希望于美国的惩戒未免有些天真。《抗敌导报》的作者甚至对“桂林”号事变作出这样的推论：“不错，这一次打‘桂林号’的轰炸机，就是美国货，发动机的燃料也是美国买来的煤油，奇哉怪哉，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事，是谁的赐予，是聪明的美国人，做出来的糊涂事”。[17]足见日美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事件后各国与日方的反应

8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严重声明，指斥日方不顾世界舆论，蔑视国际公法，对非战斗人员和非军事目标进行残杀破坏，希望全世界和平人士群起制裁日本。[18]美国政府得知“桂林”号被袭击的消息后，亦立即电令驻中日两国大使报告该机失事情形，[19]并训令驻日大使根鲁向日本外相宇垣提出严重抗议。美国政府认为，日方此举不仅使美国公民生命直接遭受危险，而且使美国在华商务利益蒙受损失。

各国舆论对日本的谴责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日本不顾国际公法，袭击非战斗人员和非军事设施。“桂林”号为民航机，机身有明显的标志，飞行时间和航线均有明确的规定，且所载人员均非战斗人员，但日机依然予以袭击，并在“桂林”号迫降水面后，用机关枪扫射，性质恶劣。二是日本违背此前与美国达成的默许港渝线的约定，有违国际信义。由于美国曾取得日本同意，允许中航机的飞行，且中航机此前从未遭到日军袭击，导致民众产生乘坐中航机是安全的错觉。此次日军袭击“桂林”号，无疑是违反了日美之间的约定，是为言而无信。三是日本危害第三国在华利益。依据国际法，战时中立国与交战国之间的一切交际行为及其他商业事务，可以依旧进行。日方轰炸商务性质的中美合资经营的中航机“桂林”号，已经侵犯了美国在华的商务利益。

然而，日方并不承认袭击“桂林”号是有意的，更声言此事与第三国无关。8月25日，日本发言人就事件发表谈话，指出日本海军飞机24日在华南出动，遇见不知国籍的飞机一架，因该机在日机飞近时试图利用云雾逃跑，日机随即加以追逐，迫其降落。在追逐过程中，日机无法辨认该机的标志，待该机降落后，才发现该机右机翼上有中国的邮徽。日方认为，日本飞行员所采取的行动是正当的，符合国际公法的空战条款（即非战斗机经过实际战争发生之地带，应由其自己负担危险责任）。日本发言人还向各国飞机提出警告，指出在中国境内飞行的各国飞机，只要被认作试图逃避日机的，即认为敌对性质，均有被击落之可能。[20]

日方此番声明，引起各国不满。一来日本并未对中国正式宣战，不适用国际公法中的空战条款；二来“桂林”号机身上的民航机标志十分明显，机师活士临变一度将飞机低飞避让，试图让日机看清楚该标志，[21]所展示出来的姿态显然并非军用机可比。日方声称日机在空中无法辨认“桂林”号属性并非实情。三来日本对各国航空公司的警告，已经侵犯了各国的在华利益。

此外，日方甚至试图抹杀袭击“桂林”号的事实。日本驻沪领事曾发表正式声明，表示“中航机降落后，日机即低飞，查明确系邮机，即行飞去，并未开枪射击”。[22]通过对比“桂林”号幸存者的证言及“桂林”号机身上的累累弹痕，很容易发现日方所说并非实情。而在“桂林”号事件发生后，日方为隐瞒消息，曾扣留从香港发往上海的关于中航机被日机击落的电讯。英、美领事为此向日方提出抗议。日方回应称，由于所发电讯不知真假，为进行调查，故将其扣留；凡是足以妨碍日本军事行动顺利结束的电讯，日方都有权加以检查。[23]日本此举再次引起舆论强烈不满。

“桂林”号事件的尾声

“桂林”号事变后，国民政府除下令在飞机失事处建立碑碣，以资纪念外，还褒恤徐新六、胡笔江、王亮甫3人，给予徐、胡二人家属抚恤金1万元，王亮甫家属抚恤金5000元。香港、上海等地举办追悼会悼念死难者。[24]“桂林”号事件后，日本袭击在华境内飞行的民航机的脚步并未停止。9月，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的民航机就多次被袭，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从1938年8、9月间的新闻报道来看，对于“桂林”号被袭击一事，美国对日本的行动仍停留在强烈抗议上。时人也已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桂林”号事件是对美国进行试探性的示威，但“目前美国在表面上对此事出以不了了之态度是很有可能”，中国不能只寄希望于美国，而须“加紧抗战的努力，以铁和血来争取我们的自由，以铁和血来答复疯兽的残暴”。[25]

“桂林”号事件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恶劣行径，促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众志成城保家卫国，促使国际舆论同情中国。借用《银钱界》上的一段话来说：“这一事件影响之大，可说是无比的。它无遗地暴露了敌人凶残横暴灭绝人性的狰狞面目，引起了国际间一致的谴责，加深了民族的仇恨。四万五千万同胞更进一步确定有敌无我的认识，伟大的民族力量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一天一天的淬励增长，日趋坚强；广泛的国际同情，也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一天一天的更多取得”。[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