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翠亨抗日“杨家将”
发布日期：2016-04-19
□林华煊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缅怀先烈，激励后人，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对翠亨村杨日韶、杨日暲烈士故居进行复原陈列，并利用故居内的偏房举办了“翠亨‘杨家将’——抗日烈士杨日韶、杨日暲及其家庭”展览。本人有幸负责策划故居复原陈列和展览，在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和杨日韶、杨日暲、杨维学烈士亲属，以及有关专家的支持和帮助下，整理了烈士的遗物和阅读了大量相关史料，仿佛走进了抗日的峥嵘岁月，上了一堂内容极其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杨东，字振光，又名旭升，1891年11月出生在翠亨村一个富有的家庭，曾在香港英皇书院完成初中学业，后毕业于美国万国函授学校银行科。先后在大连华俄道胜银行、香港广东银行和香港英商华商建筑公司、南京铁道部、北京平绥铁路局工作，家境宽裕。据其长女杨日松回忆，杨东能讲五种外语，并爱好摄影、绘画、书法、音乐，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博学多才之人。1915年，杨东与附近崖口村谭兆嫦结婚，婚后育有杨日松、杨日韶、杨日暲、杨日增、杨日昕、杨日芳六个子女。
杨东的夫人原名谭兆嫦，后改名谭杏，乡人尊称为“杨伯母”。因大连华俄道胜银行关闭，杨东举家迁到香港，后谭杏带子女等家人回翠亨村生活。1940年，杨东在谭桂明的动员下参加了家乡的抗日斗争，曾在南朗合水口管理游击队围田账目。他和杨伯母不但积极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而且积极支持六个子女参加抗日，其中两个儿子杨日韶、杨日暲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1939年秋，杨日韶决定参加游击队，拿起枪杆子抗击日本侵略者时，杨伯母毫不犹豫地鼓励他“国家有难，民族危亡，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去吧，不要惦记家里。”据杨日松回忆，广游二支队新编第二大队的大队长卫国尧患伤寒在杨伯母家养病，她亲自去南朗请郑乃元医生来看病，又亲自替卫国尧刮痧，煎药做饭，直到痊愈。中共广东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委员谢立全因病要去澳门找柯伦医生看病，赴澳门前先到杨伯母家道明情况，杨伯母给了他一枚金戒指，以便不时之需。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欧初撰写的《少年心事要天知》一书，忆述当杨伯母知道五桂山抗日游击队连饭都吃不饱时，就将家里粮食和积蓄9000多元以及陪嫁的金链都卖掉，换成稻谷全部捐给部队。杨伯母先后将杨日暲、杨日松、杨日增、杨日昕、杨日芳送到部队。
杨日韶是杨东和杨伯母的长子，1918年2月出生于大连，1930年考入县立乡村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读书期间，杨日韶非常敬仰抗日爱国将领马占山，曾绘制了一张马占山将军的素描画。1937年7月，杨日韶报考国立中山大学化工系，与陆皓东的孙子陆玉崑赴广州考试途中遭遇日机轰炸，赴考未成。之后，杨日韶到五区（今三乡镇）光后小学当教师，并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后任中山抗日游击大队中队长，南番中顺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第一主力中队中队长。1942年5月，在夜袭浮墟战斗中，为消灭敌人，杨日韶带领队伍冲向前沿阵地，不幸中弹，身负重伤，但仍然用机枪向敌人扫射，后因伤势过重，又在过河时伤口感染破伤风菌，在运往小榄医治的途中光荣牺牲，年仅24岁。
夜袭浮墟战斗不久，谢立全、谭桂明、欧初到杨家把杨日韶在浮墟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经过告诉杨东和杨伯母时，两位老人家听了，沉默了。杨伯母很难过，但坚强地说道：“要革命就要打仗，要打仗就有牺牲，不然什么叫革命呢？日韶死的光荣！有这样的儿子，我自己也十分光荣……”杨伯母怀着沉痛的心情，走入房间拿出一条红头绳，把小女儿杨日芳叫到跟前，当着谢立全等人的面前把红头绳缠在杨日芳的辫子上，边缠边说：“你阿哥死了，本来要缠白头绳的，给你缠这条红头绳，是叫你好好记住哥哥，以他为榜样”。谢立全后来曾这样回忆：“当初我们意料这两位老人家一定会为这件事情很悲伤，可是想不到他俩却十分坚强，这时我和谭桂明同志都深受感动”。
杨日暲是杨东和杨伯母的次子，又名杨章，1919年4月出生于大连。杨日暲读书非常认真，他在1932年于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学校附属中心小学五年级上学期学生学行成绩报告表，评语为：“勤慎可嘉”；后毕业于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校（今中山纪念中学），曾在石门小学任教；1941年参加中山抗日游击队，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领导下的中山抗日游击大队第一中队副中队长，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仲恺中队中队长。他多次参加抗击日军、伪军战斗，表现出色，曾被评为义勇大队战斗模范。1944年4月15日，在袭击张溪敌伪战斗中，杨日暲率队向敌营梁家祠发起进攻，开始敌人在祠堂门口抵抗，看到游击队越逼越近，便龟缩进祠堂，把坤甸大门关上，由于这种门又厚又硬，游击队一时间攻不下，于是用掷弹筒轰击大门，不料炮弹被大门前面的树梢反弹回来，把杨日暲致重伤，后因抢救无效光荣牺牲，时年25岁。
杨日松，杨东和谭杏的长女，1916年出生于大连，毕业于中山县立女子中学。抗战爆发后，1938年底，中华圣公会港粤教区难民救济委员会借用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校校舍，作为难民收容所和救治伤者的医院。1940年5月15日，中华圣公会港粤教区难民救济院委派杨日松担任翠亨救济院幼稚园及妇女职业班助理职务。杨日松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交通员、珠江纵队交通站站长、珠江纵队新鹤江门交通站站长等职。据杨日松回忆，他们的交通线直通延安，但站与站之间的都是单线联系的，战友称她为“二姑”，当她生第一个孩子刚8天就要送情报，当时遇到山洪暴发，虽然产后体弱，但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淌水过溪涧，按时完成任务。还有一件事令杨日松终生难忘，因海南岛湛江的交通线被敌人破坏，上级派她带一位男同志送发报机到香港，再由该同志将发报机经香港送到海南琼崖纵队。当时杨日松背着孩子，他们一路假扮夫妻，安全抵达香港后双方握手道别，但双方都不知道姓甚名谁。杨日松回忆，交通站往来的同志都亲如兄弟姐妹，他们按纪律要求从不用真实姓名，也不过问对方真实姓名，完成任务就是了，即便是在路上相遇，也装作不认识。抗战胜利后，杨日松曾在东江纵队、粤北支队、粤赣湘边纵队等工作。
杨日松在抗日工作中认识了革命同志郭彪。1944年，经组织批准杨日松与郭彪结婚。郭彪，原名郭联鹏，调到广游二支队工作时名叫郭汉冲，1943年到中山五桂山工作时，罗范群为其改名为郭彪。郭彪1915年出生于韶关翁源县，1937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州市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独立一中队副中队长、南番中顺抗日游击队军政干部训练班班主任、中区纵队参谋处教育参谋、教育科长等职，曾在顺德西海、中山五桂山负责军事训练工作，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培养军事干部。
杨日增，杨东和谭杏的次女，出生于大连，1941年左右参加游击队，负责送情报、送粮食和药品等工作。
杨日昕，杨东和谭杏的三子，出生于翠亨村，13岁参加第二期游击队训练班后，开始为部队传递情报、运送宣传刊物、粮食和药品等。
杨日芳，杨东和谭杏的三女，出生于翠亨村，自幼受家庭的影响，8岁就为部队舂米、送粮，后来又在崖口米站协助游击队管理粮食的储藏和调拨工作。1949年，杨日芳在中山县立中学毕业，她在《同学录》中留下“我的话”写道：“束缚之中求自由，压迫之下求翻身，便必须有排除困难的决心，鼓起勇气，向前途挣扎！奋斗！”。这反映了她生长在抗日家庭磨练出的坚强意志。
杨东在抗战时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翠亨村的文物。日军在翠亨村烧毁学校的书籍、字画时，杨东冒死将孙中山先生1921年手书给翠亨学校的“后来居上”横幅保护下来。1956年11月，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成立时，杨东将该横幅捐赠给该馆。1994年4月，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鉴定专家组到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鉴定文物时，把“后来居上”横幅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杨东一家八口为了抗日救国，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并与从延安派来广东参与组建珠江三角洲抗日武装的谢立全，以及谭桂明、欧初、罗章有等游击队领导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49年后，谢立全与杨东和杨伯母常用书信来往，欧初等常去看望杨伯母。
翠亨村还有一位抗日烈士杨维学，论辈分他是杨东的同宗弟弟，但年龄只比杨东的儿子杨日韶大两岁，是杨日韶的同宗叔叔。杨维学，字振怡，1916年5月①出生在翠亨村。1938年，杨维学先后在中山石门小学和西桠小学当教师，他一边教学一边投入抗日宣传，并与杨日韶等青年一起加入了中山县青年抗日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日军在横门登陆，进犯中山，杨维学参加了横门保卫战。1941年，参加中山抗日游击队，任第一中队政治指导员。1943年7月，为开辟凤凰山区抗日根据地，杨维学和谭生、李郁军等8位同志奉命开赴东坑，与东坑村张仲谋所带领的抗日自卫队组建成中山抗日游击大队白马中队，谭生任中队长，杨维学任指导员。1944年8月，杨维学遵照上级的指示负责筹备凤凰山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任筹备组组长。同年12月28日，他与叶桃、黎森从东坑出发到梅溪村召开群众大会，商议筹建梅溪与长沙圩、上冲等乡级抗日政权，途经双龙山时，遭日军伏击，不幸被捕。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杨维学坚贞不屈。1945年1月28日，杨维学被日军枪杀，时年29岁。杨维学的故居在杨日韶、杨日暲故居的后面不远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拟于2016年将其修缮，准备复原陈列，对外开放。
在抗日战争时期，小小的翠亨村涌现了杨东夫妇一家八口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被称为翠亨抗日“杨家将”，杨伯母被游击队称为“革命母亲”，杨日韶、杨日暲、杨维学为抗日救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光辉事迹为中山的抗日历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本文刊载于《中山党史》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