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5日，日、伪军在广州召开绥靖会议，决定继续对人民抗日武装采取进攻消灭、对国民党及其军队采取诱降的策略。在国民党反共日趋猖獗的情况下，“挺三”部队从联共抗日走向反共，与伪四十三师合流酝酿扑灭共产党领导的中山抗日武装。1945年初，日军调派第一三○师团重兵进驻中山县境内，制定了“扫荡”珠江三角洲平原和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作战计划，出动日军一部、伪军第四十三师各部(9000兵力)突然向岐关公路东西两路段集结。伪县府也命令全县的伪联防队，原地集结待命。而一些既挂国民党招牌，又领伪军番号的“曲线救国军”，如既是“挺三”暂编第六支队长，又是伪县护沙大队第七中队长的萧天祥，既是“挺三”第三支队第五大队长，又是伪县府第四区的联防中队长梁雄，迅速集结待命。“挺三”司令伍蕃和副司令屈仁则、方岳昭等也聚集石岐，与日、伪军勾结，商定联合围剿中山抗日军民的计划，并密电上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和照会挺进四纵队司令伍观淇。“挺三”司令伍蕃命令下属五个支队，按每个中队抽调一个小队的要求，迅速到中山三区鸡笼乡集中作战前训练；中山县政府的钟汉旺、雷雄、冼惠泉三个民团大队在石鼓挞和槟榔山之间集结，积极准备策应日伪军对五桂山游击区和各地抗日游击队的“扫荡”。

1945年日、伪、顽5月大“扫荡”中，九区大队也成为重点目标。早在1944年冬，珠江纵队已从情报中意识到国民党顽固派将要发动围攻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九区大队(梁伯雄大队)的企图。珠纵第一支队为此专门作过一些应变的准备，曾派郑永晖到屈仁则、梁自带处开展统战工作。珠纵司令部也非常关心这支孤悬在“挺三”腹地的队伍之安危，林锵云、谢斌及一支队领导梁奇达、杨子江先后到过九区部队，反复分析情况，研究应变对策。第一支队曾向司令部提出将该队伍转移到五桂山。而司令部个别领导人认为九区社会情况虽然相当复杂，但在地理位置上都是五桂山区通往南、番、顺乃至中区、西江的交通要道，一定要保住这个地区。因此，命令九区大队仍坚守九区驻地。1945年初，日、伪、顽“扫荡”前夕，形势已非常严峻，部队党委指示九区大队要钳制敌人，减少五桂山的压力。据此，第一支队领导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并立即实行队伍轻装，动员小鬼队员(年纪小的队员)和家属暂时离队回家，只留下精悍的战斗人员176名，进行战备教育和站前训练以提高战斗素质，与五桂山部队共同商定了严阵以待的应变措施，密切监视敌人行动，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并安排大队长梁伯雄转移到崖口，但梁只在崖口呆了一个星期，便擅自返回九区。

1945年5月12日，“挺三”司令伍蕃在三区鸡笼乡召集所属五个支队的头目开会，部署联合进攻梁伯雄大队。5月18日，“挺三”司令部正式下达围攻梁伯雄大队的密令：由潘惠、梁正、梁自带、谢云龙等纠集3000余人，分四路进行围攻。第一路从南头向坡头、孖沙一带进攻；第二路向牛角、中沙一带进攻；第三路向永益、小沥尾、四埒涌口一带进攻；第四路由各支队留守部队设防于各河涌沿岸准备截击。各路兵力于22日前布防就绪，23日上午8时同时行动。

5月23日(农历四月十二日)拂晓，“挺三”兵分四路包围孖沙，向九区大队驻地发起进攻。面对敌人重兵压境，九区大队全体指战员毫无惧色，奋起还击。副政委郑文带领一中队与敌激战至下午3时，阵地仍屹立不动。梁冠中队长率领第二中队战士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终因弹药无法补充被迫撤出阵地。24日，“挺三”增加大批兵力，继续向梁伯雄大队发动猛烈进攻。为了保存力量，大队政委蔡雄、副政委郑文等率领队伍边打边撤，冲出重围，转战到江边的九顷。撤到坡头、孖沙的队伍也于当日转移到九顷会合。敌人紧追不舍，梁伯雄大队与国民党顽军在九顷围再次展开激烈的战斗。战士们坚守阵地，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激战一直持续到26日上午。由于力量悬殊，寡不敌众，梁伯雄及中队长谭惠光等20多人牺牲，50多人被俘。副政委郑文不幸被捕遭杀害，九区一带的抗日干部、革命群众、共产党员及军属转移不及的均遭毒手。黄圃石军乡“白皮红心”乡长罗若愚(罗顺球)遭横栏土匪中队长蒋义和石军匪首黄坤元所杀害。

是役由于上级领导对内战形势估计不足，部署战斗任务有失误，致使九区大队严重受挫。

“四一二”事件后，“挺三”逮捕大批中共党员和游击队员，其中，有部份被押送到“挺三”部队驻地——富建刘公祠中监禁，中共党员刘容、陈淑芳、黄琼深等被关在萧家祠政救队部。萧琼芝秘密与中共三九区组织联系，以公开身份与政救队员萧凤颜、袁定慧等，设法开展对被捕中共党员营救及生活照顾等工作。“挺三”部队到处实行“清乡”、“剿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三九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处于极端艰苦和复杂环境中。（小榄镇党史联络征集领导小组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