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如海
潘丙

       1940年，我经过考试，跳班入读越南中部会安市兴华中学一年级。可是，第二年，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已经来到会安附近的岘港军港了。
        就因此，兴华中学办不下去了。孙艺文校长（中共党员）和陶亦夫训导主任决定结束学校往别地去了，我们全体同学（二百人以上吧）都不幸辍学，且经此大家分手，经历几十年至今，都很难再相见并相聚了。
        “兴华”所以出名，就由于它标榜抗日，复兴中华，而且在孙校长的领导下，完全根据延安精神和延安的模式、制度办学，一句话，它是红彤彤的。
        学生上课，要穿童子军式制服，上课前须列队于课室前，像军人般立正、稍息、左右转报数等，由男女队长指挥，面向校长或训导主任，由正队长向后者报告，然后才大家拍掌一声，散队走入课室。
晚间作当日所教的功课，也从小学五、六年级至初中一、二级，都到校在左右两个大课室里集中并静悄悄地学习。同学们就在这样严格的制度下生活和学习，包括寄宿生在内，都是功课做好，到钟休息后才回家，或回宿舍就睡。在这样热烈学习和生活纪律严明下，我们广大学生不但学习好，同时，抗日觉悟很快升高。一切活动都符合校务处墙上所贴的八个大红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兴华”授课的课本都是国内来的，教师也是，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极优秀的专业知识教师。我从小学五年级学起，便能学好算术、作文、美术、体育等，所以能够跳班，这也证明了我们不但学了政治，也学好了最基础的孩子年龄的知识。尤记得一位叶老师在我们读小学时便教我们画水彩画，这很吸引我。他的水彩画据说在越南是鼎鼎有名的。“兴华”散后，他到堤岸岭南中学教书去。
        我后来在南越梹椥市读南侨初中三乙班的那一年，班主任刚巧是孙艺文老师，前者校长，他主要教授史地课，使我懂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发端于鸦片战争。孙老师的分析，使我们认识了早从十九世纪鸦片战争那个年代起，列强尤其日本帝国主义就放肆侵吞中国，以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日帝接着进军东南亚和挑起太平洋战争。这使我们认识了不但要打败日本、德意等法西斯强盗，而且战后仍要面对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要面对他们并与之战斗到底。不如此，中华民族是复兴不起来的，其他殖民地国家，也绝无出路可言。
        根据《南侨通讯》记载：抗日战争胜利以前，孙校长是在海外工作的，而其工作地盘基本上是往马来西亚转至老挝，后到越南，到处播种抗日教育种子，到处培养下一代的华侨，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为抗日和海外华侨华人的进步事业服务。我们的孙校长和其他爱国进步老师，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坎坷、曲折又漫长，但都功德圆满，成就辉煌，并且将民族的教育传统在东南亚和西方世界发扬开来，坚持下去。抗日胜利以后，孙校长和陶亦夫老师都回国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回国观光探亲的时候，才经南侨同学文凯学兄处知道，陶老师早已病故，而孙校长那时仍健在，但病重，已认不出很多来探望的学生了。我藉南侨“媳妇”周光玉的帮助，有幸能到医院去探望孙校长一下，周在床头稍扶起他的两肩，但他坐不起。她说：“你的学生潘丙来探你啦”，校长只愣了我一下无语。大约再过两年，他“走了”。
        孙校长的一生，是为海内外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楷模。我今年八十岁了，体衰力弱，但精神仍健旺如昔，忆起许多恩师，我不能不说，我一生坚定地走着一条道路，终于看到了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朝阳的东升，我感到快乐极了，恩师们给我的教育好处影响之深，是笔墨所不能形容的。
        我从越南共产党的十年监狱中最后获得自由，流亡德国，整个家庭已植根于德国了，回想起恩师们特别是孙校长，想起我们中华民族已和平崛起，树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不禁心情激动万分，响应《南侨通讯》主编文凯学友的请求，努力写了这篇纪念孙校长的文章，以歌颂他的一生贡献。
        我是“兴华”生，又是“南侨”生，非常有幸得到两家中学给我的教育和培养，使我能够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艰苦奋斗，百折不挠，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回顾前尘，展望未来，我得对所有恩师们说声“师恩如海”，我非常感谢你们！
                                                       

                                                                                                                                                                                    2006年7月19日于德国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