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共中山组织开始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

1927年，中共中山组织开始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力行“清党”，形势急转直下。4月19日，中山县成立工农革命行动委员会，决定全县3000名农民自卫军于4月23日早上在卖蔗埔集中，举行全县性的武装起义。

卖蔗埔位于中山四区牛起湾、齐东、濠头先锋宫交界的山丘地带，离县城只有三公里。山丘的左侧有一座葵棚大厂房，是四区得能都区农会所在地。

1927年4月23日凌晨，由熊晓初、廖桂生带领的四区农军，由柳通带领的五区、六区农军，农民特派员梁九胜带领的三区、九区农军以及七区、八区农军分别由水路、陆路向牛起湾进发，准备在卖蔗埔会合后，由李华炤、黎炎孟带领进攻石岐。

然而，由于国民军三十九团和国民党县政府事前知悉起义计划而及早防范，起义惨遭挫败。国民军十三师三十九团参谋长周景臻，此前曾多次接受农会的邀请，出兵平息民团的扰乱。起义前，三十九团政治部主任王器民（共产党员）派中尉政治指导员、周景臻的干儿子李其章与周景臻谈判。李其章把起义计划和盘托出，当周景臻听到仅四区、五区的武装农民自卫军就可以动员到1000多人进攻石岐时，颇为震惊。他表面上赞同此行动计划，还向王器民表示同情革命，愿率全团官兵参加起义，与农军并肩战斗，以迷惑王器民等，暗中却进行军事部署，联合县兵及土匪武装星夜出动，伏击农军。23日凌晨，在各路农军未到达集中目的地时，事前驻守在卖蔗埔右侧山冈的四区农军自卫队队长熊晓初、指导员周秀文所带领的100名农军，便被三十九团和县宪兵大队包围，战斗就此打响。

此时，天蒙蒙亮，李华炤带领的农军部分主力、廖桂生率领的张家边农军中队刚到达卖蔗埔便立即投入战斗，在外围奋起还击。在陆续赶到的农军的增援和掩护下，李华炤、熊晓初等带队突出重围，边阻击边向张家边、白企、贝头里一带撤退，其余各路农军得此情况而退回原地，后化整为零，转入分散隐蔽活动。

战斗持续两个小时，农军伤亡数十人，四区农军中队长廖桂生在突围时英勇牺牲。熊晓初也当场被捕，幸而被跟随县宪兵大队到战场的郭应彪认出，经郭做了一番工作，得以免于被害。

在石岐城内，1927年4月22日深夜，由冯光率领的工人自卫军已枕戈待旦，工人武装集结队指挥员为王予一、李斌。海员工人组成江防突击队，守备海口、码头以控制船只，阻击外来援军。茶楼工人组成手榴弹队，绸缎和车衣工人组成手枪队，联合袭击敌人的指挥部以作内应。可一直等到天亮仍未闻枪声，于是黄健带着李素到江南酒店三十九团团部一探究竟。黄健一进入三十九团团部即遭逮捕，在门外等候的李素见势不对，马上折回通知众人迅速撤离。留守县农会的韦健于当晚到三十九团团部找王器民时，与其一同被周景臻拘留。该团全部政工人员同时被扣留。

李其章被扣押后即变节，成为可耻的叛徒。周景臻将韦健、王器民及三十九团连指导员黄鼐（中共党员）、彭培亮，团主力指导员李梦花等12人星夜押解江门十三师部。王器民、韦健遭杀害，其余人员陆续获释。黄健、熊晓初被转解至南海公署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拘禁，到广州起义时始得逃脱；四区农协委员长廖富辰于起义后被杀害；于卖蔗埔起义被捕的县农会的何一戎夫妇、苏兆良（苏兆征之弟）、刘广生等，后经中共组织努力营救才被释放。

卖蔗埔起义是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共中山组织首次领导的武装起义，当时虽然广州已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但国共合作在中山仍未彻底破裂。国民党的“清党”行动在中山仍未正式公开，因而中共中山组织未能看清国民军三十九团参谋长周景臻等的真面目，在卖蔗埔起义中过分相信其作用，还邀请他的亲信参加会议。这不仅暴露了整个行动计划和武装力量的部署，直接导致起义失败，而且把中共组织的领导、骨干力量完全暴露给敌人，给后来的革命活动造成被动牵制的局面。

此外，农军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实战经验不足，所配备的武器都是落后陈旧的，且队伍分散在全县各区的乡、村，在水陆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要在短时间内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把零星分散的兵源会合到一个地方统一行动，难度十分大。

然而，卖蔗埔起义是中共中山组织在领导工农革命运动中，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尝试，是中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枪杆子，敢于武装反抗反动势力的开端。起义发生在“四一二”政变后的第十天，距“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不过一周，在全省乃至全国较早树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从1927年4月19日作出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到4月23日领导武装起义，仅五天便在全县组织3000多名工农自卫军，行动、组织之迅捷，涉及范围之广，足以震慑国民党当局。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为中共中山组织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教训。

中山党史

存史鉴今传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