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低潮时期，中山九区人民坚持艰苦斗争

革命低潮时期，中山九区人民坚持艰苦斗争

1910年，香山县黄旗都改称香山县第九区，下辖大黄圃、小黄圃、阜沙、三角、民众、浪网等乡，大致包括今黄圃、阜沙、南头、三角、民众等镇及顺德、番禺部分地区。九区是当时中山县最大的区域，是珠江三角洲农耕商贸的富庶之区，人口约15万，仅沙田耕地就有4600余顷，有中山“谷仓”之美誉。加上九区距离省城广州较近，交通相对发达，国共两党皆视九区为必争之地。早在1923年，中共广东区委派专人到九区进行革命宣传，指导开展青年运动。1924年8月中旬，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谭平山一行赴香山九区大黄圃，出席九区民团成立大会，视察农民运动情况。

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2—3月，为了加强中共中山组织的领导力量，中共广东省委先后派特派员周松腾、李冠南到九区帮助健全县委的组织机构，由梁坤任县委书记，委员有梁健荣、罗若愚、梁伟民等。县委地下活动联络地点设在九区低沙。县委利用农民的原始组织，开展抗捐税斗争和加强农民自卫队的训练。半年内，九区的中共组织建立了14个支部，全县有140多名党员，党的力量得到恢复。县委在抓好党建的同时，通过党员的活动去宣传发动群众，利用“护耕会”“红业堂”等灰色组织作掩护，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作斗争。

党在九区领导群众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县当局的注意，他们随即派驻中山国民军五十九团进驻黄圃墟，使得党的隐蔽活动更加困难。为了便于活动，区委决定由大革命时期任九区农会会长的陈华在黄圃新地开设茧种店作掩护，负责收转省委来往信件。不久，国民党九区当局察觉此事，于1928年冬出动军队包围小店，在信箱里搜出一封省委寄给中山特别区委的信。陈华当即被捕并押解到团部。敌人对他严刑毒打，逼供信件的来龙去脉，但陈华始终没有暴露组织的秘密。当局派出的军队在陈华处无从入手，转而威逼陈华的妻子，从中得知信件是由低沙派人来取的，即往低沙搜捕。幸而在低沙的党员早已探知敌人的举动，把所有文件都作了收藏和处理。梁坤、梁健荣等先后转移到顺德桂洲隐蔽，周松腾也转移到别地去了。国民党九区当局对低沙的搜查扑了个空，便强行向陈华家属勒索1000银元。陈家到处筹钱，好不容易才凑齐款项，使陈华获释。

1929年2—3月，国民党陈章甫部队调离九区后，中共中山特别区委负责人梁坤、梁健荣、梁伟民、罗若愚等陆续回到九区活动。同年夏，中共广东省委派李冠南到中山恢复重建中共中山县委。县委恢复活动后，即领导在九区活动的党员利用关帝会、关义会等组织农民开展抗租、抗捐、抗税的斗争。1931年1月初，中共中山县委书记李冠南带冯连枝到香港参加学习。14日，二人在招待所被国民党特务拘捕，并作为政治犯押解至广州。敌人在李冠南身上搜出一份《中山县党的政治报告》文件，便通过严刑毒打，强迫他说出中共中山组织的情况。李冠南不屈不挠，最后被国民党杀害。冯连枝因反动派找不到他是共产党员的证据，被判入狱两年，后得村中父老联名保释。

由于敌人接二连三的破坏，1933―1935年，中山的革命活动完全处于低潮状态，大部分党员转移到香港、澳门和南洋一带，只有少数党员继续隐蔽在边远的沙田区，以教师、农民等身份坚持活动。1932年年底，九区中共党员利用国民党当局实施乡政建设之机，发动广大群众选举中共党员为乡长。陈军凯、梁富茂、罗若愚、吴天文分别被选为抱沙乡、大有乡、石军乡、对圃（对甫）乡乡长，罗若愚、陈华、何明庵被选为九区副区长。1933年夏，下九区（现民众、三角）势力最强大的土匪梁梳为扩大地盘，纠集140多名武装匪徒，分两路进犯阜墟。九区的中共党员发动群众进行抗击，战斗持续一个多小时。梁梳见势不妙，溃退回下九区，从此再也不敢到九区作恶。

中山党史

存史鉴今传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