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岁起，便在香港做木工。那时候，港币的使用价值比银毫低，而我们的工资却并不比广州的行家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忙于打仗，历来遭受他们压迫的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样，这时广州的建筑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直到大战结束后，仍然相当兴旺。因此，我们这一行的工人就经常有回广州找工作做的。这样，我们回来的一些人中就有机会在刘尔崧同志领导的广州建筑工会初步受到了一些阶级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

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迫使大资本家屈服，打落了香港英国殖民当局的威风的事实，鼓舞了香港各行各业的工人，纷纷起来组织工会。我们香港木匠工会也很快地组成了。

1924年，杨殷同志到香港协助开展工运工作的时候，他常常跟我们谈话。有一天，他单独找我，微笑着说：“郑全，不凿木头行不行？”

我摸不着头脑，愕然地望着他。于是，他解释道：“香港这块地方，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桥头堡，可是过去我们的工运工作做得很不够，现在决定抽调一些同志来搞。组织上希望你能够脱产，你有什么意见？”

“没意见。”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工作与生活都相当艰苦啊！”他那异常明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殷叔（我们都这样亲热地称呼杨殷同志），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利益，就是爬刀山、落油锅我也不怕！”

杨殷同志高兴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道：“对啦！”

从此，我便以木匠工会职员的身份，不分白天黑夜，按照杨殷同志的指示，在各工会和工人宿舍、俱乐部等群众活动场所进行工作，然后回来向他汇报。

……

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是采取包干的办法。每一个人包一派或包若干个工会，在一定的时间内要完成一定的任务。

杨殷同志根据我们的汇报和提出的问题，一一帮助我们详尽地分析，并作出明确的指示。他交给我们一项新的任务的时候，不仅教我们怎样去完成，还指出必然碰到的问题，可能遇到的情况，这些指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由于我们经常得到党的指示，因此，我们在遇到困难时就不至于束手无策。

节选自郑全：《省港大罢工宣传工作的回忆》（1959年江涛记录整理），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卷 省港大罢工 港澳华侨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