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奔赴延安的中山籍青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山红色故事13”（←戳蓝字可阅读）回顾了抗日战争时期奔赴延安、踏上战场实现抗日宏志的中山人的故事，本期，让我们聚焦在珠三角敌后抗战、在战场外执行党和国家交给的非作战任务的中山人。

如果说奔赴祖国各地战场的中山青年的轨迹是辐射，那么，另一批中山青年的轨迹则是聚焦：他们中有从广州赴延安的黄峰，也有中山地方党组织选派到延安学习的邝健玲、邝叔明、徐瑞、林启琛、林奕保等。这批青年从延安学到了抗日的本领，返乡后将所学所得发扬光大，对珠三角敌后抗战起到了特殊作用。

黄峰于1937年9月与刘舒等一同去延安。当时黄峰在广雅中学就读，受形势与进步思想影响，与同级的几名同学萌生奔赴延安的想法。刘舒得知后，专程找他要求同行。他们从广州出发，几经波折到达延安，成为第一批到达延安的中山人。与刘舒不同的是，从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成后，黄峰返回中山参加革命。回到家乡不久，他就在中共中山县委指示下以一区抗先队的名义，于1939年年初组织举办了长洲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并担任指导员，负责为学员讲授抗大和陕北公学的一套教学内容，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为其重点。这个训练班有学员六七十人，绝大多数结业后成为抗战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邝健玲、邝叔明、徐瑞、林启琛、林奕保5人则是由中山八区党组织分批选派，在1938年1月至5月，同年6月至7月先后学成归来，为开展党的地下秘密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邝叔明1月到达延安，中山八区第一个女党员邝健玲则于春天抵达。中共八区区委依托这批青年党员，先后于1938年11月在小濠冲健民小学和1939年9月在月坑村举办了两期党员学习班。邝叔明、邝健玲作为主要授课者，为党员学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以及党纪党纲、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等课程，大大提高了党员骨干的政治思想水平、纪律性和革命素质，为中山八区的武装斗争作了坚实的人才准备。

还有一大批青年，北上后没有直接成为战场上的作战人员，也没有返回中山投身珠三角敌后战场，他们在战场以外执行党和国家交给的非作战任务，处处精心经营属于他们自己的“战场”，与全国人民一起构成最坚固的民族抗战防线。这个群体人数众多，李凡夫、黄中坚、蔡尚雄、梁松方等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李凡夫，原名郑锡祥，1906年出生于四区濠头乡一个华侨家庭。1926年至1929年在国立中山大学附中读书，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29年秋赴日本留学，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思想逐步趋向共产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弃学回国，在中山大学继续求学并参加抗日爱国宣传活动。1933年夏北上到上海加入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1934年加入共产党，担任上海社会联盟常委、党团书记，1937年初，中共文化支部（后改为临时党委）在上海成立，李凡夫任该支部临时党委书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转移到了延安，成为最早一批到达延安的党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他就任《解放周刊》编辑，并担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校教授，是当时公认的名教授之一。在延安，他作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主要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并担任“陕公”政治经济教研室主任，为培养抗战干部作出突出贡献，仅在“陕公”两年内便培养了600多名抗日干部。

长洲青年黄中坚，原名黄祖雄，其父为当时长洲小学校长黄冷观（黄显成）。黄中坚出生于书香门第，曾向名家学习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北上抗日前，黄中坚在香港任教于中华中学，其间接受爱国和进步思想，读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1938年年底，他与何镇浪共同北上，就读于晋东南抗大一分校。由于表现突出，提前被调到民革通讯社任助理编辑，后又调到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华北新华日报》任编辑。《华北新华日报》于1938年由何云创办，是宣传和组织群众、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内投降派、建设太行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精神武器。1939年7月，黄中坚在太行山南麓抗日根据地壶关县树掌镇芳岱村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在一次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的残酷“扫荡”中，黄中坚与何云等40多位新闻工作者在转移时被日军杀害。今天，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有一座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纪念碑正面由杨尚昆题词“太行新闻烈士永垂不朽”，侧面由陆定一题词“一九四二年五月，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四十余位同志壮烈牺牲。烈士们永垂不朽”。碑背面刻有烈士姓名，黄中坚名列其中。

蔡尚雄，张家边人，1938 年6 月开始北上，1939 年年初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习，其间成为中共党员，并在一次机缘巧合中获赠一部相机，逐步成长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参加晋察冀画报社工作，“从此以照相机为武器，从事新闻摄影工作，拍摄抗日斗争的史实”。为了拍摄真实生动的事迹，他“经常随八路军、游击队，深入游击区和敌人后方活动，同战士一起行军作战，爬山涉水走遍了敌后根据地”，在他的镜头里，有日本侵略者号称华北最坚固的12 个碉堡，以及遭受“烧、杀，抢”三光政策后的五台山区农村惨景，也有革命战士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壮举，为中国人民留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忆。

梁松方，石岐张溪人，193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8年2月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救国，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起开始从事军工生产与建设。1939年2月，参与中共军工史上自主研发的第一支“马步枪”研制，主要负责图纸设计、设备制造、部件加工等关键环节。同年4月，“无名氏马步枪”研制成功。5月，他与陕甘宁边区其他共50余人一起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获颁毛泽东亲笔题写的“生产战线上的英雄”布质奖状。

此外，小榄青年何耀椿1939年1月由党在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安排，从香港赴延安，1940年12月抵达，被安排至延安中央印刷厂工作，担任制版部主任，制作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挂像。谿角乡女青年刘展平从广州省立女师毕业后奔赴延安，在抗大第五大队学习，接受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朱德曾为其题词：“把全中国的妇女发动起来！”1938年12月，从抗大毕业后，她奔赴抗日前线，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