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榴
杨殷，广东中山翠亨村人，与孙中山同村共里，毗邻而居。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党的“四大”和“六大”，1929年8月30日壮烈牺牲于上海。
杨殷是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是著名的工运领袖，又是党的保卫工作、情报工作的开拓者。杨殷一生的事迹很感人，特别是他长期在隐蔽战线所从事的活动，不但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传奇色彩，而且在革命运动中产生过广泛、久远的影响。
作为孙中山的同乡和革命追随者，杨殷在孙中山阵营中，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与军、警、政、商各种人物都有交往，甚至在洪门、帮会之中，也可以进进出出，通行无阻。他是粤、港、澳以至上海、南洋地区的革命侠客，以“活动能力强”著称，这是指他人脉广，门道多，熟悉社会情况，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打开局面。此为杨殷从事隐秘工作的重要资源。
在追随孙中山革命时，杨殷从事过暗杀活动，任过大元帅府副官，西关盐务稽查处师爷，加入共产党后，于1922年底至翌年初被派赴苏联学习。回国后首先在广州的铁路系统中组织“十人团”，开展工人运动。“十人团”根植于劳工大众，半公开半隐蔽，活动灵便，既是公开组建工会的基础，又是工会的骨干和核心。这种组织可以说是杨殷的首创，或者是他从海外工人运动经验中移植而来的。经过深入的动员发动，广三、广九、粤汉铁路先后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并组建了党的基层组织。在此后的革命运动中，尤其每是当形势紧张（如商团事变和1927年四一二前后）的时候，“十人团”、“十人小组”的活动尤为活跃，公开、秘密两种形式的斗争互相结合。杨殷在工人、市民中有威望，有影响，相貌亲和，“殷叔”之名妇孺皆知，但是他在隐蔽战线从事的活动，在当时并不是人人所能知悉的。
1924年冬，杨殷到香港从事工人运动。香港是个五方杂处的城市，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来往往，然而，初时党在香港的力量却很薄弱，党、团员聊聊无几。杨殷只从广州带来了几名工人，主要利用他在港澳的人际关系来开展工作。杨殷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名曰“小社”的团体，呼朋唤友，为开展更大规模的活动作准备。为在香港众多的旧工会中开展工作，杨殷特别注意争取洪门、三合会的成员，让从事工运的干部了解洪门、三合会的组织状况，学习使用他们的术语，将他们的旧口号赋以新的、革命的内容。同时，又以“小社”的成员为核心，采用半公开的形式，以小组扩展小组，将洪门、三合会的成员一一争取了过来，从而也将他们控制、掌握的各种旧工会争取了过来。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向广东区委下达电令，要求举行同盟罢工，声援上海。于是，杨殷被广东区委指派为省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另一位领导人邓中夏（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到香港后，一时住杨殷的叔叔家，一时住杨殷的妹夫家。全港罢工即将发动之际，杨殷找来三合会“和利和”的三位领袖，以洪门老叔父的资格教导他们说，过去“反清复明”时，洪门兄弟意气相投，今天反抗帝国主义，我们也要一致奋起，这样才不愧为洪门兄弟！杨殷言毕，“和利和”的三位领导人都表示：一定照老叔父的指示做。就这样，杨殷在香港的各种社会关系都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亲朋戚友以至层层人脉，都成为全港罢工的支持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杨殷深入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对省港罢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杨殷参与发动、领导了省港大罢工，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成及其他有关机构的名单中，并没有杨殷的名字。甚至连当时的中共香港支部书记、省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黄平，对杨殷的印象也很模糊。黄平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问：“为什么回省后从来没有看见杨殷在罢工工人中的足迹？《工人之路》上也从来没有提过他？”这可能就是杨殷身在隐蔽战线所致，他主要负责联络和保卫工作，在当时已经刻意要自我隐蔽。然而，杨殷在省港大罢工中的贡献和作用，在史料上多有记载，并得到充分肯定，中共中央还称他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广东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杨殷负责二大的保卫工作。此前不久，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谋杀，恐怖势力猖獗一时。会议于此时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云集于广州，其中不少是党政要人、社会精英、各界名流，局势之复杂，环境之混乱，保卫工作之艰巨，这是可想而知的。为保护代表的安全，使二大正常、顺利召开，杨殷夜以继日地操劳，耗费了许多心思。
时间进入了1927年的春天。这时，随着北伐军北上，革命中心转移，广州革命势力日益减弱。形势逆转，风声紧迫，革命者处境艰危。杨殷此前是中共广东区委监委委员，区委委员，当区委书记陈延年等北上之后，他参加了区委的领导工作。“四一二”前夕，杨殷适时提出了组建秘密赤卫队的建议。据赖先声（陈延年离粤后的区委召集人）回忆：杨殷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由于他的建议，区委决定在各工会党支部中挑选忠诚可靠有活动能力的党员，组织赤卫队十人小组，以此作为工会中的赤卫队的基干，然后逐步扩大，在各工会中组建赤卫队。这是杨殷在铁路系统组建“十人团”经验的运用，是广州起义时威震敌胆的赤卫队的源头，也是党的工作从公开转入地下之际杨殷作出的一大贡献。
随之，继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反共清党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惨遭捕杀。4月17日，广东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就在这个会议上，杨殷又提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建议：将区委机关迁移香港。赖先声说：“会上杨殷建议，根据当前情况，区委与中央及各地方党组织联系中断，区委不宜继续留在广州工作，必须迁往香港。”杨殷并自愿先行赴港，部署一切。区委接受了他的建议。后来的事实说明，正是这一建议，使大批同志免遭捕杀，使广东区委机关得以保全，使此后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包括广州起义的部分准备工作）得以在香港进行，这称得上是一项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广东区委的重要建议。赖先声在写到这一往事时，使用的语言是——杨殷“力主”广东区委迁港。“力主”二字，说明对形势的了解及对香港地位作用的认识，杨殷均有着超出他人之处。有的人认为，杨殷是党在香港工作的开拓者，这一说法也是不过分的。
杨殷在香港参与组成中共中央南方局，任南方局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11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决定建立广东省委，组织广州起义。杨殷任省委委员、工委书记，参与了广州起义的策划准备工作。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这时，杨殷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主席、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
1928年6月，杨殷在苏联参加党的“六大”。代号为3号，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参加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湖北委员会、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等工作。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1928年11月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1929年初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任。
杨殷回国后在上海等地从事军事工作，亲到山东、安徽、江苏、海南等地指导农村游击战和城镇工作。他坚持从实际出发，抑制“左”的错误。据谭天度回忆：恽代英反对李立三的错误，“杨殷同志从海南回来在香港时，也反对李立三这种过‘左’的做法，他举出海南在困难时刻，一顿饭只吃一个饭团，连筷子也不用，全身没有气力，怎么搞暴动？结果只好自己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有时杨殷同志当面顶李立三同志，说这样搞飞行集会，对党的事业没有好处。”李立三却说：“现在形势需要这样做。”
（作者系原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教授）